“沉吟放拨插弦中，整顿衣裳起敛容。自言本是京城女，家在虾蟆陵下住。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五陵年少争缠头，一曲红绡不知数。钿头银篦击节碎，血色罗裙翻酒污。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弟走从军阿姨死，暮去朝来颜色故。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共二十四句为第三段，写琵琶女自述的身世，自述早年曾走红运，盛极一时，到后来年长色衰，飘零沦落。其实这一段何尝不是白居易的写照。白居易二十七岁开始投入科考，二十八岁年进士及第。唐代科举较后代严格的多，有“五十少进士”之说。白居易年纪轻轻便高中进士，可谓少年得志。此后仕途顺畅，一直作到太子左赞善大夫。但此后则一路被贬，直至江州司马，可谓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与琵琶女又何等相似。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还独倾。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这一段一方面描述的是白居易所居处的恶劣环境，但“杜鹃啼血猿哀鸣”一句却描绘了白居易实际上并不是对自我的哀叹。末一句“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青衫为谁湿?难道仅仅是对于琵琶女和他自己不幸的感慨?恐不尽然。白居易所处的年代，唐朝已经显出衰像：地方上藩镇割据，朝廷内宦官专权，官员之间相互倾轧。对于这样的政治环境，白居易表现出极大的忧国忧民情怀。早在808年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2]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其后白居易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著“赏花”及“新井”诗，又被诽谤，认为有害名教。被贬为江州司马。究其原因，不难看出白居易作为一位知识分子所与生俱来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如果单单是对其自身的叹息，如何能“杜鹃啼血”?以后白居易转任他职，并没有因为曾经被贬而消沉下去。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3]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4]在苏州刺史任内，白居易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832年，好友元稹不幸辞世，白为之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无论自身境况如何，白居易一直坚守着“兼济天下”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