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的青年知识分子，后来不能不各自须寻各自门。在“蹉磨”中做着，努力着，这是朱自清选择和实践的一路。同好的还有叶圣陶、夏尊、丰子恺、刘半农、郑振铎、闻一多、俞平伯、宗白华、沈从文诸位，大致相知相沫，服务于教育、文学、出版，可以说，偏于文化学术园地的耕耘。朱自清更是在中学和大学的教坛上鞠躬尽瘁而殁。在当时，恐怕很难评价这种节制、淡泊的人世态度。然而朱先生的定力在于此，文化和人格理想也在于此。我们读其遗文，想其为人，可知他如何以踏实、持正、勤勉、厚容的质料来铺这条路。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时代，又只能以自己的方式、不媚不亢的态度投入这时代。如此，朱自清大约寄怀于顾亭林的精神──“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即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间躬行着“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一面不苟且遁世，一面又“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当然算不上时代的先锋，却也在路上留了些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更像任着一种“牛轭精神”，苦乐皆在其间。这种精神落实到文化学术上，其益处大概仍在“为非强迫的响应留有余地”。比如我们注意到在治学上取一种不武断的态度，既非“信古”又非“疑古”的“释古”取向，都同不求甚解而好言语道断的风气不相同的。
从一种望而崇高的政治意识和使命感去判断，朱自清所选择的路并非一条大道，甚至在多为慷慨激昂之气所弥漫的年代，连他本人也要惋叹走着一条“死路”，在当时和嗣后，人多以为无望。但他又不肯自弃，因为他实在是以教育和学术的传播为自己的生命了。其实，世界上原本是没有路的，或者他因为承认了一己的有限，便在这有限里来燃尽了自己。 如果以朱自清的状态来看待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不论一时的兴衰，大概可以承认他们的选择本来是很有限的。多少年，读书人常在考虑进退的问题、“独善”和“兼济”的问题──“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选择的矛盾联系着身心的忧乐穷达。这似乎难以用正确或错误、积极或消极的尺子来作简单衡量。长话短说，一个平常的耕耘者比建功立业的斗士可能要显得缺乏意志与热情。然而情愿放弃担当主要角色的机会，情愿承受寂寞而耽于一种心灵的跋涉，比如自处于学术之角，亦未必不充实，不能有卓然的奉献。尽管这体现为一种退避、妥协，甚至是无可奈何的，且常与人生的问疑为伴──何来何往，生兮死兮，颇以诱惑纠缠为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