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城》的言说语境：城市文明的时代忧患
此时的中国、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境遇如何呢?尽管学而优则仕之路在当时知识分子面前早已阻绝，然而“以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传统意识并未消失。在时代的大变革中，他们或启蒙或救亡，殚精竭虑，不遗余力。
中国几年前的农业文明所凝结的土地情结、宗法制度、伦理文化、田园情趣、轻商意识其实也都植根于每个中国人的内心，即便是具有新文化、新思想的现代作家也不例外。这种文化的沉积其实造就了作家的气质、情感和审美趣味。所以，当城市文明呈现出凶残的样子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回到了对城市文明的声讨、批判上。
所以，他说“我很愿意尽一份时间把世界上的人改造一下看看，”“用作品燃烧起这个民族更年轻一辈的情感，增加他们在忧患中的抵抗力，增加一点活力。”《边城》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话语情景中产生的。
三、《边城》的爱情：寄托作者的情感追求
沈从文一直称自己为“乡下人”，即使后来迁入大城市，成为大学教授，成为受人崇拜的大作家、大学者，他的内心对自己的认定仍是“乡下人”。这其中的心理动因是他始终坚持一种原始的文化，一种未被城市文明所浸染的情感。
《边城》的中心事件就是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悲剧。翠翠、二佬、大佬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和追求，翠翠对二佬爱情的坚贞，二佬在金钱与爱情中所作的抉择，恰是他们生命光辉中美的闪现，体现了他们生命的自由意志和纯粹神性，他们是小说中新一代湘西古朴人性的继承者。
综上所述，沈从文的世外桃源情结、时代忧患的言说语境、以爱情形式寄托作者的人生追求共同构成了《边城》的创作背景。 参考文献：
[1]唐若溪.论《边城》中人性美的局限性[J].文学教育(下)，2015(9).
[2]张惠蓉.关于《边城》内蕴的讨论[J].孝感教育学报，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