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叙事话语策略
叙事话语体现着作家的生命体悟，也是小说的意蕴指向。沃伦·贝克说：“福克纳对生活的看法怎样，他的文体也怎样。”[4]P12在《边城》和《果园城记》中，沈从文和师陀分别用属于自己的话语方式言说了对生命的独特感悟。
沈从文说写作“千万不要冷嘲”，这既是他对待现实人生的写作态度，又是他的表达技巧。在《边城》中，沈从文采取含蓄、蕴藉、空灵的叙事策略，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态度演绎了“边城”那个美丽得令人哀伤的故事。小说一开篇，作者以朴素而娓娓动人的语调展开叙述：湘西边境，有一座山城“茶峒”，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人家。这人家只一个老人，一个女孩，一只黄狗。这个女孩名叫翠翠，翠翠自出生，她的生活中就只有爷爷、渡船、黄狗。然而作者用平淡的语言淡化了祖孙清贫孤寂的生活，尽量展现了他们与乡人和谐相处的情景。那来自山间的清风、潺潺的溪水、灵动的黄狗……这些灵气飘逸的画面给我们勾画出了一个极度净化、理想化的“边城”世界。
自从前年端午与傩送相遇之后，翠翠便有了自己的心事，但小说中并未直接写翠翠怎样爱恋思念傩送，而是通过一些外在事件和梦境的衬托，含蓄地透露出翠翠的内心隐秘。如“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仿佛轻轻地往外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山崖半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边城》的“留白”艺术，即小说中能不说的话就不说。正如海明威的“冰山理论”一样，沈从文以“留白”艺术给读者留下了无数的悬念和想象的空间，既增加了小说的容量，又丰富了小说的内涵。如《边城》的结尾这样写道：“这个人也许明天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了。”[1]P138这种开放式的结尾让读者在为翠翠的命运担忧的同时又看到了一丝希望。这当中蕴含了作者对民族命运的隐忧和希望。
沈从文用一种悲悯的心情刻画人性向善的一方面。因此，读他的《边城》，浸润着一种深厚、亲切的情感，并能嗅到一种朴素温馨的气息。师陀要透过“果园城” 中小儿女们的人生苦难和悲欢离合展示“活脱脱的现实”，所以，他把讽刺、人事、同情融合在一起，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对人类的同情和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师陀擅长以素描的技法勾勒民俗与自然风景，并在风景的衬托下刻画乡土人生百态。但他极少工笔式的精雕细刻，更长于刻绘木刻般的人物轮廓，最终凸晕人物群像。如《说书人》中，作者用简洁、凝练的语言，通过寥寥数笔就将说书人一生命运的变迁勾勒出来，也将书中“我”几年来的变化浓缩其中，在有限的篇幅中凸显饱满的画面。
师陀的小说在京派中最具讽刺性，但回溯性的故事讲述方式，却能把故事拉远，造成一种绵长的回音。“凡是在回忆中我们以为好的，全是容易过去的，一逝不再来的，这些事先在我们感觉上全离我们多么近，现在又多么远，多么渺茫，多么空虚——我抬头望望前面，一种深深的哀痛突然侵领了我，这个小城的城外多么静啊!”[5]P34这一来自《说书人》最后的感慨，看似平淡，却饱含作者浓郁的感情，投射出作者对小城人生的深切思索。
如果说沈从文用含蓄、蕴藉、空灵的话语方式为读者营造了一个恬淡、超然的“湘西世界”的话，那么师陀则以沉郁感伤而略带讽刺的叙事话语书就了“果园城”的现实人生。在对果园城人生活方式、生活情调的多角度表现中，流露出了文化过渡时代知识分子所共有的爱恨交织的文化情结，含蓄深沉，极富韵味。
总之，沈从文和师陀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他们以打破传统、自由创作的文学观向传统小说发出挑战，文本《边城》和《果园城记》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格，传达出充满个性和主体意识的审美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