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边城》环境与习俗中的符号“隐喻链”
在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意义的关联”一节中，指出意指即为将能指与所指结成一体的行为产生符号。意指活动由于是约定的具有局部无理据性。但是“当符号的能指与所指之间是类比性的关系时，符号就具有理据性”。⑦在“S/s即拉康及其后的拉普朗施与列可莱尔”对“意指”进行探究的尝试中，他们认为“能指(S)是总括，由一条多层的链接(隐喻链)组成，能指与所指处于一种游离的关系中，只在某些锚定点‘遇合’”。⑧于是，当隐喻链在“能指”与“所指”之间产生一种类比关系时，由于这类比的理据性，能指便可能指向语言表面之外的类比意义。这时候，语言符号便具有暧昧性，这暧昧性常常因符号的意指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以一种拐弯的方式对其所指进行引申和延展。
《边城》中关于地理环境和文化习惯的散漫描绘由于符号“隐喻链”产生的“类比性”，正指向了小说悲剧美的气质和和谐被打破的悲剧状态。
(一)地理环境
《边城》中，对山城的地理环境是这样描述的：
由四川过湖南去，靠东有一条官路。这官路将近湘西边境到了一个地方名为“茶峒”的小山城时，有一小溪，溪边有座白色小塔，塔下住了一户单独的人家。
茶峒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近山的一面，城墙如一条长蛇，缘山爬去。临水一面则在城外河边留出余地设码头，湾泊小小篷船……贯串各个码头有一条河街，人家房子多一半着陆，一半在水，因为余地有限，那些房子莫不设有吊脚楼。河中涨了春水，到水逐渐进街后，河街上人家，便各用长长的梯子，一端搭在屋檐口，一端搭在城墙上，人人皆骂着嚷着，带了包袱、铺盖、米缸，从梯子上进城里去，水退时方又从城门口出城。某一年水若来得特别猛一些，沿河吊脚楼必有一处两处为大水冲去，大家皆在城上头呆望。受损失的也同样呆望着，对于所受的损失仿佛无话可说，与在自然安排下，眼见其他无可挽救的不幸来时相似。⑨ “茶峒”城靠溪靠河地方凭水依山筑城，这山城是一个有水灵动的地方，被山水萦绕，在涨水来去中颤颤巍巍。如果说这一看似偏僻纯净的地理环境是一个符号，那么这一山城被水萦绕的颤颤巍巍的氛围与湘西人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状态则有某种类比性。这一类比性被能指的“隐喻链”连接起来，使这一地理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暗指了“湘西人”包括祖父和翠翠主要人物飘渺不定却坦然诚实的生活态度。所以，小说中对这一地理环境的描绘，亦曲折地暗指了，这一方被水浸渍过的人们虽如溪边白塔一般朴素地屹立，却作为一个“人的整体”在飘摇着生活。这种散漫的环境营造看似脱离悲剧中心，却因这意义的引申和扩散浸染了悲剧的汁液，无形中浸入读者内心，淡淡地透露了悲剧美的气质。
(二)文化习俗
《边城》中茶峒山城的民风淳朴，人们独自享乐人间的祥和。文中有多处描写湘西民风民俗。如小城虽驻扎一营的戍兵，却安静和平;虽为川东商业交易接头处，却热闹有趣;即便“歌女”在湘西人看来也是率性的性情中人，是自然浑厚的，是理应被尊重的职业，而到端午节气时，赛船、捉鸭子，峒城更是热闹，水手们亦勇敢、好胜却又和谐无争斗。小说中描写湘西民风民俗的语言，所指对象除了人世间的和睦，更是湘西文化的整体气质。这一整体气质与小说中的风日里长养起来、自然淳朴的主人公“翠翠”和和睦、好助、忠实的“祖父”的性格气质形成类比，间接指向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使其浸染了文化的习气而带有某些固定的特色。这样湘西民风民俗的描绘便无形中将小说的典型人物形象纳入到集体中来，使湘西人的世界成为一个整体。正是这一和睦温馨的整体，在无形中从内向外被语言的潜流所打破，从外向内又作为一个飘零的形象被自然外力所打破。在这样的背景中，这热闹温馨的氛围反而显得格外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