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样苍凉――宿命表达与孤独体验
沈从文和张爱玲虽然在文学创作的审美理想及创作风格上有着迥然不同的旨趣，但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独树一帜的文学大家，他们有着同样敏感的个性，同样深刻的人生思考与洞察，也必然在人生的深层开掘上出现自然的遇合和心灵的默契。
忧生忧世、悲天悯人的情怀，自屈原始经过几千年的传承积淀已成为中国士人阶层文化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优秀的知识分子在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中，在对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追问中，一次次地触及到悲剧性的命题。悲剧永恒常在，因为人类最终无法与不可知的命运抗衡，无法真正超脱生死的局限，由于生存的挤压与人性的自私和褊狭的弱点，个体的人永远也不可能为他人所彻底了解，人际的隔膜亦成为不可避免。
沈从文在《边城》题记中说：“我将把这个民族为历史所带走向一个不可知的命运前进时，一些小人物在命运变动中的忧患，与由于营养不足而产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样活下去’的观念和欲望，来做朴素的叙述……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和现在堕落处。"沈从文清醒地告诉我们他试图通过《边城》中几个小人物的命运来为探讨整个民族的命运诉求，结局必然悲凉，因为他已经看到他所建构的民族的道德理想正在无可挽回地崩溃坍塌，富有象征意味的白塔倒塌了，而白塔护佑下的美善人物的命运也陷入彻底的悲凉：两个美善人物死去了，活着的美善的人们面临更深不可测的宿命。这种悲凉感在小说的中间和结尾都有表达。大老死后，“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弥补起来"。预示了命运的难以捉摸和人生的残缺。“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小说结束于对宿命的再次体认充满了浓重的悲凉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