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对矛盾中,翠翠的“渡船”与作为团总小姐陪嫁的“碾坊”构成了对撞。
“渡船”的所有者翠翠与爷爷是湘西乡村文明的化身,他们淳朴、善良、重义轻利,身上充溢着人性美。尽管渡船是公家的,但很多过渡人还是给钱的。一方是真心实意地给予,一方是理直气壮地拒收,双方都是认真的,甚至有时会因此发生争执。祖孙二人无论追多远也要把钱还给过渡的客人。淳朴的老船夫不愿接受别人的恩惠。他想买肉,屠户却不愿接钱,老船夫宁愿到另外一家去。屠户选取最好的肉且分量故意加多,一方不怕折本,一方不愿占便宜,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中的“义”字在人们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翠翠是边城自然、灵气的天使。受着边城风情环境的影响,受着淳朴善良的老祖父的熏陶,她天真纯洁,清澈如水,从未受过城市文明的污染,始终保持着透明和纯净。她执著于爱情, 性格坚强。爱上傩送后,她明确向爷爷表示拒绝天保。傩送远走他乡后,她苦恋并等待着傩送的归来。她身上充满了人性美与风情美。
“碾坊”则是金钱婚姻的代称,是近代西方商业文明熏染下的产物。中寨王团总想与有些产业和地位的船总顺顺结成亲家,以碾坊作为陪嫁,引诱二老,这对翠翠构成了很大威胁。商业文明重利的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开始占有重要的地位。碾坊作为重头戏,在小说中反复出现。看赛龙舟时,人们开始议论碾坊:“人家有一座崭新碾坊陪嫁,比十个长年还好一些。”杨马兵带着老船夫在碾坊参观时,就告诉老船夫:“这是中寨王团总的,大钱七百吊!”“这碾坊的将来,似乎是团总女儿陪嫁的妆奁。”翠翠口中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人,团总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簪子,只有我三妹莫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的时候,她似乎感到了来自碾坊的威胁。在世俗人看来,碾坊具有很大诱惑力。与二老同行的脚夫建议他接受碾坊:“二老,若这件事派给我,我要那座碾坊。一座碾坊的出息,每天可收七升米,三斗糠。”这些都表明了“金钱至上”的商业文明已经侵蚀了人们的思想。顺顺禁不住碾坊的诱惑,又想着大老的死与翠翠有关,所以他反对傩送与翠翠的结合,逼着傩送接手那座碾坊。而傩送一心想着翠翠,又因得不到翠翠的理会,最终与父亲赌气而出走。碾坊成了二老“马路”上的很大障碍, 像一个路障堵住二老通往爱情的路。这是唯利是图的西方商业文明对淳朴的湘西文明浸染的结果。
在沈从文看来,城市现代化是人类退化的根源。随着物质文明的进展,民族文化的发展呈现出与物质文明不协调的发展趋势。人们自私、势利、虚伪。沈从文曾说,他想要创建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他要把乡下原始、淳朴、自然、至善至美的人性供奉在里面,他要为现代的都市人呈现另一种生活、另一种人情。在他看来,廉价的渡船与价值不菲的碾坊,在人性人情上都走向了自己相反的极端。穿新衣的团总儿子模样的富家子弟娶的宋家堡子的新娘竟然只有十五岁,中寨王团总用碾坊作陪嫁引诱二老,顺顺禁不住诱惑逼着二老接受碾坊,都说明了商业文明对人性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人们变得势利、自私、唯物唯利。以“乡下人”自称的沈从文对翠翠及其生活的乡村几乎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情感。他是通过对自然、原始、淳朴、美丽的人性的讴歌来表达对都市现代文明带来的人性劣变的批评。而正是都市商业文明造成了人性的劣变,才促成了翠翠爱情悲剧的发生。
《边城》给我们的,除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还有在命运面前的无助与无奈的忧伤。结局是悲情的,大老淹死了,老船夫郁郁而终,二老赌气出走,翠翠孤独地守望在渡船上。美的人性、美的生命渐渐消逝。可以这样说,“车路”与“碾坊”作为封建家长制婚姻和金钱婚姻的代称,它们的合力共同破坏了淳朴而又纯洁的爱情。而二者的结合又象征了原本并不健全的中国封建文明与西方商业文明的畸形结合。这种畸形的现代文明对原本自然淳朴、和谐纯洁的苗族文明造成了冲击伤害,对民族灵魂造成了严重污染,它是造成“边城”悲剧的社会根源。
沈从文通过“车路”与 “马路”、“渡船”与“碾坊”的矛盾,通过健全人性被践踏,爱情悲剧的发生,暗示了这样的主题:随着文明的进展,道德废驰、人性的沉沦已成为必然。沈从文在《湘行散记》中曾记录下他回乡的感受:“农村社会所葆存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之而起的却是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利是图的庸俗人生观。”湘西民族文化纯朴、善良、自由而富有活力的品性受到污染。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由传统封建文明和近代商业文明的对撞所产生的现代文明严重污染着人们的心灵。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不断为外物役使,为金钱、名誉、物欲役使,健全、优美的人性走向沉沦。这体现了文明进步与“人”的发展的矛盾。
沈从文作为一位乡土作家,怀着对农村特殊的情愫,极力讴歌土生土长、原汁原味的湘西本土文化。他以独特的视角反映现代文明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引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现代文明怎样发展才能符合‘人性’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