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张充和回忆，1947年沈从文即表示“他不想再写小说”，而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写文物考古方面”。这里不打算分析沈从文写作转向的原因是由于当时的政治压力，还是时代变迁使作家无法延续原有的创作路数，或者40年代他“陷于‘抽象’思索的热情而不能自拔”所产生的困惑;而是想说他的“边城”写作所以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与中国社会开始迅速向现代转型的背景密切相关。当时不止文学，整个社会都注意到“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就是都市文明以格外醒目的样态进入人们的视野。正是在这一时期，它刺激文学家去关注“闪露着地上的愤懑”和作家“心曲的哀愁”的“乡土文学”(鲁迅1935年语)，也刺激社会学家去关注这样的现实。1935年费孝通开始连续两年的 “实地的社区研究”，触动这种社会考察的动机依然是社会急变对学者的刺激：
在我们社会的激速变迁中，从乡土社会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在乡土社会中所养成的生活方式处处产生了流弊。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于是，土气成了骂人的词汇，“乡”也不再是衣锦荣归的去处了。
因此，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可谓恰逢其时。他的作品生动形象地说明，在逐渐被现代生活遗弃的乡土边地究竟还有怎样的事情依然使人怦然心动，怎样的人性之光依然让现代人神往。至40年代末，都市生活已经具有较大的规模和相对稳定的形式，前期社会转型对作家的刺激也逐渐平复，这也是沈从文的“边城”写作告一段落的原因之一。但从写《从文自传》到“边城”写作一系列作品的成功，却使作家的人文观念更具抽象的内涵，甚至使他产生一种建筑在审美基座上的社会理想：我们如真能够像艺术家“那么静观默会天空的云彩，云物的美丽，也许会慢慢的陶冶我们，启发我们，改造我们，使我们习惯于向远景凝眸，不敢坠落”。在他看来，这不仅“是一个艺术家最后的目的”，而且也是为现代社会的未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