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翠翠——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
翠翠是文本的主人公，叙述者全力打造的人性女神。但翠翠悲剧的诞生本身却无形中消解了她身上的神圣光环。父母的非正常“结合”本身使翠翠失去了的合法身份，也等于注销了她健康人性的代言资格。孤儿的身份，孤独的生存环境，孤寂的成长过程，又形成了翠翠物质和精神上双向的孤苦无依的生存状态。她十三岁时与傩送在河边一见钟情，苦等两年，却等来天保的提亲，隐秘的心事难以被务实的爷爷领悟，反而因爷爷的张冠李戴而横生枝节。孤独的她只能为无助的自己和无助的爱情数次痛哭。可惜她所做的只是在芳心难静时看云看水看天空唱歌吹笛做美梦。但无论是云呀水呀歌呀梦呀,都无法填补翠翠心中太多的忧郁和感伤。
翠翠对爱情的态度在湘西女子中是罕见的含蓄和内敛。究其原因，主要应是她内心深处的自卑情结使然。心理学认为自卑主要表现为轻视自己，认为自己不如别人。且不论翠翠贫寒的家世，单就翠翠与傩送相识的第三年端午节那天上午来看，当她看到年龄和自己相仿的团总女儿手上戴的银手镯时，小说中就连用了“歆羡”、“发痴”等词来形容她的心情。由此可见,情窦初开的翠翠已于无意间领悟到了物质所指代的经济条件对爱情造成的窘迫。她肯定会顺其自然地联想到横亘在贫穷的自己与家世颇丰的二老之间那无法逾越的经济鸿沟，进而感受到钱财门第在自己婚事上“惘惘的威胁”。而阿德勒早已指出,自卑感是以一种障碍因素而不是以一种激励因素对积极的实现发挥作用的。由此可见，自卑是造成翠翠痛失爱情的重要原因之一。翠翠最后一次见到傩送时已清楚地知道傩送的所爱是自己，并且她也早已含蓄地向爷爷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小说中的虎耳草当是翠翠爱情的象征，如当听到傩送求爱的歌声，翠翠在梦中采摘到了悬崖边平日只能仰望而无法攀折的虎耳草;当她通过傩送和长年的对话，知道傩送喜欢的是“渡船”而不是“碾坊”后，在现实中果然采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并在老船夫的注视下，两颊绯红的跑掉了 ——因为翠翠告诉过爷爷关于虎耳草的梦，老船夫对此时虎耳草的出现应当是心知肚明!且不久前老船夫不仅含蓄地告诉了傩送翠翠听到情歌的感受，也从傩送的口中亲耳听到了，当晚唱歌的人就是傩送，傩送喜欢的人正是翠翠——所有的真相都已大白!如果翠翠真像她母亲那样自由乐观、敢爱敢恨，且聪明机敏，她就应该想到傩送经商回来时的过渡是自己和傩送绝好的相处机会，也是两人得以消除误会的唯一机会。就应该耐心地且精心地静静等候心上人的归来。适时地给他一个回眸的巧笑或者一个温暖的问候，哪怕是要以退为进的逃进深山也要用美丽动人的歌喉来向他表明心迹，才足以消除傩送疑虑，挽回已经岌岌可危的爱情。可是翠翠见到傩送后，却“大吃一惊，同小兽物见到猎人一样，回头便向山竹林里跑掉了。”[1](p138)什么都没有做，白白放过了唾手可得的爱情。毋庸赘言，翠翠的性格显然与边城人民的品性形成了一种对立，她的爱情悲剧在这种意义上讲应该也是性格的悲剧。
在湘西的传统中，青年男女在爱情和婚姻上是完全自由的，用对歌的形式寻找人生伴侣几乎是他们惟一的形式。但是从十五年前翠翠的父母对歌相恋便已付出生命的代价来看，汉族文化对湘西本土文化的侵袭是相当严重的。现时的湘西求婚方式已经变为马路和车路两种，且通过媒人求婚(走车路)的形式已经普遍被人接受：中寨王团总为女儿以碾坊为陪嫁向顺顺提亲，顺顺为儿子天保向老船夫提亲，老船夫为了翠翠和傩送的亲事多次去顺顺家打探消息，鼓励天保，暗示傩送，人们也都以为在日头月光下唱三年六个月的歌，还不如老船夫说一句话好……。由是观之，汉族宗法制文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文明的侵入，使湘西以前纯朴的民风和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关系逐渐被财物所取代。“地方的好习惯是消灭了，民族的热情是下降了，女人也慢慢的像中国女人，把爱情移到牛羊金银虚名虚事上来了，爱情的地位显然是已经堕落，美的歌声与美的身体同样被其他物质战胜成为无用的东西了……”[2](p356)——苗人终究没能抵档住诱惑，情爱婚姻汉化为金钱婚姻。
虽然沈从文把自己的爱情和人性理想寄托在了一座三水交汇、三省交界、三族分居的相对自由的三不管小城——茶峒，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一再上推，但是他仍然没有能够为我们塑造出一座理想的人性之城，相反，我们在里面看到了太多的人格缺憾和负面情绪，如：如中寨人提亲不成对老船夫用心不良的报复、老船夫关于翠翠婚事的犹豫不决、当事人之间的种种误会、顺顺一家因天保溺水事件对老船夫的怨恨等;看到了人性基石不可避免的动摇。——从翠翠的爱情悲剧里，我们看到了更大的风俗的悲剧：倒塌的白塔可以重建，蜕变了的人心如何拯救?被金钱玷污了的灵魂如何洁净呢?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第1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 第5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