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们怨我，自不必说。还有几个投机的人，预算我家亲眷很多，定做冥器盘缎的一定不少，故他们在我们村上新开一个纸扎铺，专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这东西都废除了，这个新纸扎铺只好关门。
冰心老人在《‘孝’字怎么写》这篇文章中，不仅论述如何正确对待“孝道”，而且特别引用了《孝经·谏诤章》中的一段话加以说明。她说：“翻了《孝经》，看到了《谏诤章》，我心里廓然开朗，特此恭录如下：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是何言与，是何言与(重复一句，极言其不可也， 冰心注)。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 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
最后她说：“抄完了这一段，我真是‘心悦诚服’了。此孔子之所以为‘至圣先师’也!”
对此，我们查阅了胡适生前的言行录，竟发现胡适对《谏诤章》这段话也是极为信服，视之为治国安邦的良策，以致一而再、再而三地加以引用阐述，惟恐世人所不知：
⑴ 1933年4月间，当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的汪精卫函邀胡适出任教育部长。胡适婉言谢绝。他在信中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想先生定能鉴谅此意。”
⑵ 1935年6月12日胡适给陶希圣的信中说：“我们提倡自责的人并非不爱国，也并非反民族主义者。我们正因为爱国太深，故决心为她作诤臣，作诤友，而不敢也不忍为她讳疾忌医，作她的佞臣损友。”爱国之心，由此可见这就是他呼吁国人要深自反省的初衷，也是他之所以甘当诤臣诤友、主张敢于说真话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