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报副刊》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 ，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投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