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与童养媳的命运抗争(http://www.010zaixian.com/wenxue/)
丁玲(1904—1986)在4岁时丧父。1909年丁玲的母亲余曼贞在丈夫去世后，毅然携子女离开夫家。1911年余曼贞尝试进入湖南常德女学堂，以30岁寡妇的身份上现代新学堂，追求自己的前途。她所处的时代正值社会先觉以兴女学来达到强国保种的目的。余曼贞全力投入社会工作，参与组织妇女俭德会，筹备成立平民工读女校。年幼的丁玲觉得自己像个童养媳似的被寄养在舅舅家中。在童年丁玲的眼中，父亲是一个意志消沉、没出息的大家子弟，甚至是个败家子;舅舅虽不像老夫子，口头上讲些“民权”，但打起佣人来则非常凶狠;舅妈是个想充男人的怪女人。丁玲少年时坚信，舅舅就是土豪劣绅恶霸，没有他的被打倒，就没有她自己的解放。失去母爱的阴影笼罩着丁玲，她笔下的那个病态的莎菲女士，不少素材就源于童年的生活。
丁玲的弟弟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姨妈说：“要是冰之(丁玲的原名为蒋冰之，她改名以示与旧家庭的决裂)死了也好一点……要她女儿家又有何用呢!”这给丁玲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创伤。她总想替代母亲心中留给弟弟的位置，怕辜负母亲的期望，以致她的恋人胡也频也以“你的一个新弟弟”来取悦于她。丁玲对异性的认知过程很复杂，其中既有对像父亲、舅舅那样男性的排斥心理，又有对死去弟弟的补偿心理。丁玲在反抗舅舅给她的童养媳似的性别期望，与渴望模仿母亲上女学堂的性别认同的夹缝中生存。她愈是想模仿母亲，愈是痛恨舅舅给她的教育方式，以至于十几岁的丁玲“处处与一个男孩子没有什么不同”。她在自传中记载了她在1919年五四之后，与舅舅抗争而剪了短发，又进而批评舅妈的小脚是封建束缚。(丁玲：《丁玲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第19页。)母亲顺应社会变革成为新女性的楷模，也号召着自己的女儿反抗礼教束缚下的性别偏见。
正如人类学研究得出的结论那样，性别角色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同文化中经过系统的性别角色社会化形成的。绝大多数儿童并不能区分两性特征，只是从家长那里得到男女的朦胧概念。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所表现出的性别期望，及子女对父母的模仿所表现出的性别认同，是儿童性别社会化的机制。因而，父母的性别观念在儿童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
这些女作家正如谢冰莹所言，幸运地生在诗书之家。在20世纪初新旧文化、东西文化碰撞、融合的间隙，她们得到了沐浴新风的机遇，这是一般女子所不具备的。但由于各个家庭对新文化的态度不同，如冰心的家庭是新式的，谢冰莹的家庭是新旧斗争结合的，丁玲虽然有位新女性的母亲，但仍在舅舅的旧式管教下——所以，她们所受的家庭教育也因之不同，其性别观念的萌发也就多样纷呈，但不容忽视的共同之处就是礼教束缚下的性别偏见在她们幼小的心里已无立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