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雪林与庐隐：我在女校的日子里
苏雪林(1897—1999)在追忆其早年为求学与家庭抗争的经历时说：她当时吃不下，喝不进，进退两难之际，几次想投水自尽。多年以后，她分析那时的心理道：既不是求一时之名声，也不为将来在社会上谋个职位，享受荣华富贵。那是一种盲目的抗争，像枝条破土，隐泉喷吐，似乎有一种难以抑制的力量在身体中支持着自己，就像一只扑火的飞蛾，要么扑灭火，要么自己被烧死。她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朝前走，追求光明的未来。20世纪初，启蒙思想家把“强国强种”的希望寄托在新式女子教育上，“兴女学”成为强国的火种。年轻女子违背礼教闺训走出家门求学，正像苏雪林所言，是意识深处做人的本能使然。对于女性而言，走出家庭步入学校，重要而又艰难。但她们所要面对的学校教育是如何看待性别差异的，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民元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高等小学以上均男女分校。女子教育的方针是培养贤妻良母。1914年，教育总长汤化龙强调，女子教育以使女子修养其心性，“以致密之理想、耐劳之习惯指导儿童”。女子职业教育要“以家政为重，兼及手工、图画、刺绣、造花各科”(《教育公报》第8册，1915年1月。)。当时的女校管理如同监狱，女生不准会男客。有的女校直到1920年还在检查女学生的信件，不准女生往学校外面打电话。有的女校还规定男教师须满50岁，应留胡须，讲课时不准看女学生，应双目仰视。
女作家庐隐(1898—1934)曾自述她在女校的经历：“在这个中学时期中，本来是我的黄金时代，谁知我的活泼快乐的童年，竟销灭于这如牢狱似的学校生活中，至今想来，对于当时那种专门以压迫手段的学校教育，犹觉不寒而栗了。”“除了教科书以外，什么都不许看，小说尤其在严禁之列。”学校的生活实难“使我满足”，许多人竟不知不觉发生了同性爱，于是一对一对的假夫妻，便充满于校园与寝室里了。“我也曾被人拖过一次。”(庐隐：《中学时代生活的回忆》，写于1934年，见《庐隐集外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444页。)严格的女校教育本意是防止男女越轨，培养贤妻良母，结果适得其反地造成年轻女子由于过分压抑而发生性别意识偏差，竟至产生“同性爱、假夫妻”。这种情况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校中屡有发生。据丁玲回忆，她就读的湖南桃源女师，全是女孩子，把男孩子隔得太远，同性恋之风传染得很厉害。她们常像男女之间那样因误会闹别扭，又相抱痛哭。甚至在某些女教师的倡导下，女校的学生私下结社搞独身协会，严惩违约出嫁者。(丁玲：《丁玲自传》，第19页。)
民初妇女参政运动的热潮，注定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宗旨的女子教育将被时代淘汰。不能打破性别偏见的女子教育，无法带给女学生光明的前途。欲塑造男女青年完全的人格，必先有合宜的学校。男女同校就是本着这一原则促成的。五四以前，上海基督教青年会曾就“男女同校问题”开辩论会，结果以反方否定男女同校获胜，由此可窥见当时社会氛围之一斑。男女教育平等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之一。五四以后，要求男女教育平等的呼声日高，邓春兰的“男女同校书”像星星之火在教育界引起了燎原之势。先进人士蔡元培、胡适等纷纷支持男女同校。蔡元培指出：“改良男女的关系必须有一个养成良好习惯的地方。我以为最好的是学校，外国的小学与大学没有不男女同校的。”但一些反对男女同校的人固执地认为，若打破礼教大防，必会发生种种破坏道德风俗的怪现象。有人诬蔑男女同校，“既可同板凳而坐，安可不同床而觉?什么男女同校，明明是送子娘娘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