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南口，四围的山峦，还是碧绿碧翠的!我没有看见柿树的红叶，只看见满载着外宾的红色黄色的大汽车，在绿岩上忽隐忽现地绕行。在岩石上，桥头上，都看到北京师大制作的标语：“战胜自然，改造思想”、“向荒山进攻”等等，多么可爱又是多么幸福的青年们，你们分到了多好的一片山地来搞“绿化”呵!
从青龙桥车站下了许多人，一大队人民大学的学生，总有七八十人吧，他们在詹天佑先生铜像下停了一会，就笑语纷纭地跑到山上去了。我们没有跟上去，却穿过铁路宿舍，先到山坡上栽满了花草的青龙桥派出所，去问讯：哪里是康庄人民公社岔道管理区青龙桥生产队长的家?随那位白衣民警的指尖望去，在坡下绿树荫中，潺潺流水的小溪后面，一所被繁花所包围的小院，就是生产队长李景祥的住处。
我们下了坡，过了小桥，走进院门，里面静悄悄地，好一个幽雅的所在!正房和东厢房的窗台上，都摆着花，院子里是花，阶前也是花。地上有铡刀，还有些木工用具和些新劈下来的木片。掀开竹帘，进到上房，里屋有个人站起来招呼我们，说队长下地去了，这里是他的住家，也是办公室，请我们稍待一下，说着就走出去了。
我们在屋里细看了看，墙上贴着许多大张红纸，是读了八届八中全会的公报之后向公社提出的生产保证书。桌上还有《农民报》、表格一类的纸张，和算盘文具等等。我们又走到院里，李景祥就从外面跑进来了。这是一位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上次我到青龙桥的时候，还没有他呢!——他穿着灰蓝色的衬衫，青裤子，光脚，青布鞋;长方脸，平头，眉目间流露着朴质与热情。他和我们握过手，仔细地看过介绍信，便笑着把我们让到屋里去。我们喝着开水，开始了谈话。 这位年轻的队长，和中国五亿的农民一样，解放前是吃不饱，穿不暖的，也没有文化。这个小小的村子只有二十几户人家，绝大多数是一年只有两个月的粮食，只靠打草打柴或是做短工来糊口。日本鬼子占领时期，青年人跑了许多，反动派时代因为抓兵，青年人就更少了。种长城边的地，是要出八达岭的口子的，但是工作的时间很短，早晨八时以前，不能出去，下午四时以前，必须回来，因为反动派把住口子，怕八路军进来。但是人们和八路军不但没有断绝来往，而且来往得很密切。到了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里，青龙桥比北京先解放了。
这个年轻人的脸上泛起笑容： “解放以后，我们先搞的是拨工互助组，一九五六年成立了八达岭高级社，这里是第十二生产队。一九五八年成立了康庄人民公社，这里和三堡、石佛寺、上花园、黄土壤五个村七十多户成为一个分队。在从前，这里每亩地才打三四十斤粮食，在一九五七年就提高到一百五十斤，一九五八年又提高了。今年下了冷雨，可能会差些，但是有了人民公社，就是差也差不了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