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有一个母亲，她因为爱我的缘故，也很感激先生。先生有母亲么?她一定是爱先生的。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
“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超人》)
禄儿成为何彬母亲的现实体现者，引导何彬完成了成长的道路。《最后的安息》中，城里小女孩惠姑对素昧平生的乡下小姑娘翠儿的同情与关爱，也是建立在一种 “母爱”式的情怀上。同样，在《世上有的是快乐与光明》中两个在海边玩乐的孩子，之所以能让一个在社会现实中绝望寻死的青年放弃走“那条黑暗悲惨的路”，源自他们身上对他人具有的母亲特征的关爱和智慧。这类“小母亲”形象直到20世纪50年代创作的《小桔灯》中，仍然依稀可辨，她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和感召着处在迷惘中的人们。
由此可以看出，所谓童真、自然，在冰心的爱心文学体系中，其实都是冰心“母爱”意象的延伸。④在这个三位一体中，冰心以“母爱”为核心探寻永恒的存在，在自然万物、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母爱”中，“世界便是这样构造起来的!”(《寄小读者》)
“母爱”的文化资源
正如吴文藻所言，冰心是一个“新思想旧道德兼备的完人”⑤，她的“母爱”理念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思想中。儒家文化的核心是崇孝道、重秩序， “在这样一个差序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关系是由内及外、由下及上、由母及父的。”⑥母亲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秩序的象征受到格外尊崇，如剜肉救母、沉香救母，以及佛教中目连劈山救母等即为古代尊母、孝母的极端体现。在这里，母亲代表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体的存在，而是源于儒家文化“为有源头活水来”的祭祖、拜祖意识，“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⑦所以，在“凯风”⑧般母爱情怀的沐浴下，孟郊《游子吟》唱出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母子深情。究中国儒家“尊母”文化的内在原因则在于，母亲在“相夫教子”的功能上潜在地维护了封建等级秩序，孟母三迁，岳母刺字，在一定意义上传达了母亲在国家人才培养和个人成长中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建构了国家、社会的秩序。正是基于这一点，近代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提出了“强国保种”论，近代妇女先驱吕碧城、何香凝等提出了“国民之母”论。冰心作为一个女性，无论在温儒敦厚的母亲杨福慈身上还是在自己的切身生命体验中，都感受到了中国母亲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并将其推广为民族的推动力量，尤其为个人得以拯救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