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究竟要什么
“我挺佩服来访者的，他们其实对自己的问题已经有觉察，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并决定有所改变。”毕淑敏介绍，正如同当年率先看西医的中国人，看心理医生的人大都是比较有知识的阶层，毕淑敏认为这部分人是社会中具有更多前卫意识的人。不过，毕淑敏自己的观察是，这种前卫的生活方式以很快的速度向下普及了，她接待的来访者中也包括了下岗工人。“中国在从温饱到小康转化的过程当中，人们迅速意识到了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变化太快的时候精神是会感冒的。”
前高原女兵毕淑敏面对的是一个方方面面都有问题的现代心理溃疡。“所有的人都焦躁，都烦闷，都忿忿然，都觉得也不知道谁亏待了自己。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要什么，所以你得到什么都不满足。”毕淑敏认为这是所有心理疾病的根源。她几乎跟所有的来访者谈论，你究竟要什么?而每次问到这个问题，大家都愣住了。毕淑敏冷静地剖析根源，对于年长者，“当年没有改革开放，你的人生目标都是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没有人去考虑过自己要怎么活着?没有个人的目标?”而对于年轻人，虽然物质的目标明确，但身处多元价值观的时代，剧烈的社会反差更容易产生心理创伤。毕淑敏的解决之道就是提示那些在困境中挣扎的人们抬头眺望远方最终的目标。“我和他们讨论人生啊、哲学啊这些和具体问题有些距离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搞不清具体问题怎么做的人几
乎没有，他只是被各种各样的观念绊住了。”
也不乏极端的案例。毕淑敏后来就自己的一些复杂的来访者案例向导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林孟平请教。导师都出乎意料，她认为内地来访者的心理问题的复杂程度，比起香港和美国都不逊色，甚至更为严重。虽然这其中不乏中国内地人内向的因素，不到积重难返的时候不会去看心理医生。毕淑敏的幸运在于，与其他的心理咨询师相比，来访者有足够的公开信息对她进行研究，一开始就能够进入彼此信任的阶段，而毕淑敏的压力也恰恰源于来访者的偶像情结。毕淑敏表示，作为心理师是非常容易被人崇拜的，而她的来访者往往还加上了对文学的崇拜，对作家的崇拜。也许有的心理师可能会很享受这个过程，但毕淑敏知道按照严格的专业要求，要对此很警惕。来访者也许会说――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喜欢你。我可以不可以以后还给你打电话?毕淑敏认为心理医生要恪守原则，作为咨询师是不能够和来访者在私下里有交流的，除非是来访者遭遇到特别大的危险，紧急呼救。有的来访者希望可以给毕淑敏照一张像，困惑的时候可以看看。毕淑敏耐心解释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看到一个人的照片就有力量。她巧妙地将来访者的崇拜化为了药引，“你为什么这么容易崇拜一个人，无条件景仰，丧失自我?这也很容易探讨到他成长的经历里去。”毕淑敏说，考虑到为来访者节约费用，自己常常是力求较快地推进疗程，疗效相对也较快。不过她也有一点点内疚，因为进度快了强度会比较大，挑战会比较大，来访者有时会有比较剧烈的情绪反应。
毕淑敏心理咨询中心的业务迅速扩展。她在心理诊所开业伊始就与合作的伙伴们约定，每周抽出两个半天担任咨询工作。结果，不久就不得不每周七个整天都去做咨询。有人坐飞机从东北、广州赶过来，一周一次。毕淑敏一天往往要应对7个来访者，不得不连喝七八杯咖啡提神。她后来表示：“现在我连一口咖啡都不喝了。只要一看见咖啡，就想起那个时候高速运转的状况，简直都成了条件反射。”而即使是这样高强度的劳动下，来访者也还是应接不暇。可以录60组留言的值班电话每天都是满的，都是在催问什么时候能够等到毕淑敏。“根本不知道答应谁不答应谁?像海边的救生员，你突然看见这片海域到处都有人在伸手，你不知道去帮忙谁。”毕淑敏后来意识到，自己既不能够开连锁店，也没有办法加大工作量，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提高产量，“这样下去，且不说我自己会不会崩溃，人的承受能力也是有限的，而是说我不能够写作，连一个字也不能写。我每天就被这些事情包围着。所有的文学刊物连一篇稿子都没发过。”即使是在若干时日以后，毕淑敏回忆自己的心理师经历，仍然有没有褪尽的焦虑。
2004年底，毕淑敏选择了退出。她依然有意外收获，在心理探讨的氛围中，在超级忙碌的心理师工作之余，毕淑敏写出了大量的心理散文：2003年出版的小说《拯救乳房》，讲述一个心理学博士组织乳腺癌患者成立癌症小组，在互助与启发中解开心结的故事，号称是中国第一部心理诊疗小说，这些心理文字被大学教授当作必读书推荐给学生。毕淑敏开始饶有兴味地享受着这三重身份的组合：“我想我其实是一个对人有兴趣的人。做医生是从正面看，做作家是从侧面看，再翻到后面看，原来还有一个心理学。我觉得自己已经从生理、心理上把人整个地解剖了一遍，不但是外部而且内在的结构都了然于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