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淑敏有很多朋友，从她上幼儿园的朋友到在北师大读心理学博士课程的朋友。她和他们都常常联系。这其中还有她读小学和读中学的朋友，当兵时的战友，学医的同学，工厂的同事，当然，还有作家……我有时会纳闷，这么多朋友，会不会交往起来很辛苦?毕淑敏说，不辛苦，很快乐。
2001年，她母亲得了重病。毕淑敏是个十分孝顺的女儿，老人患病后，我们就把她母亲从石家庄接到北京。老人所吃的药，她都要先吃一遍。我看着心疼，说你也没有这种病，跟着吃药干什么?万一出了问题，老少都赔进去了。毕淑敏说：“有一些药毒性很大，又没有经过充分的验证，我不放心。我当过医生，对药物的敏感性高，我先吃，如果没问题，妈妈再吃，保险系数就大了。”我劝阻不住，只得看着她不停地吃药。也许正是这种心愿聚集起力量，老人的病经过三年调养，一天好过一天。我是个不相信奇迹的人，但也被她深深感动。对儿子，我觉得毕淑敏是一个开明的母亲。
有一天，我看到外面刮着大风，儿子穿很少的衣服就要出门。我急忙劝阻，但是他不听，说看起来外面的阳光很好。我就对毕淑敏说，你快出马劝劝吧!毕淑敏就停下写作，对儿子说，今天的天气预报是风力多少，气温多少，还是很冷的。北方的冬天有时候阳光明晃晃的，但有风就不暖和。如果冻病了，会发烧咳嗽……话说完了，儿子还是执意不穿厚衣服。毕淑敏就不再说什么，眼睁睁地看着他穿着单薄的衣服跑了出去。
儿子走后，我对毕淑敏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毕淑敏说，该说的我都说了。他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已经长大了，该穿什么衣服是他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他自己有决定的权力。我气呼呼地说，那要是冻病了，怎么办?毕淑敏说，那他就要自己负责了，吃药打针。也许他那时候就记住了冬天穿衣服，不仅要看有没有太阳，也要看有没有风。说完，她就泰然地去写作了。我想，这也许就是一种理性的母爱吧。毕淑敏反诉 我的字写得可不算好。近来因为用电脑，很少拿笔，更有退步趋势。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位专门研究笔迹学的专家，我说，有没有什么法子可以让人的字在短时间内，有比较显著的提高啊?他说，有啊，先让我看看那个人写的字，找出他的毛病，再对症下药。我回家之后，就让我的孩子写了一张纸，给专家寄去了。当把信封黏住的时候，我自己也写了一张纸放进去，请专家指教。过了不久，专家回信了，说：孩子的字已经写得很好了，你不必担心，当他长大之后，会写得更好。至于你的字，则没有你孩子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