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
杜甫于乾元二年（759）两京克复后作《洗兵马》，诗云“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又有《哀王孙》（长安城头头白乌），诗云“哀哉王孙慎勿疏，五陵佳气无时无。”多可怜呵王孙，你万万不要疏忽，五陵之气葱郁，大唐中兴有望呀！在杜甫的“诗史”中明白地记载着中兴的愿望，这是人民的心声。
稍后，中唐诗人元结于上元二年（公元761年）秋八月撰写《大唐中兴颂》，再一次表达了中兴的愿望。
唐文宗大和二年（828），一个名叫刘蕡的考生为言国家“中兴”，遭贬谪而冤死。好友李商隐极为悲痛，作《哭刘司户蕡》，诗云“路有论冤谪，言皆在中兴。空闻迁贾谊，不待相孙弘。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去年相送地，春雪满黄陵。”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足见“中兴”之论深入人心，多少有识之士为国家中兴奔走呼告，抛头颅洒热血。安史兵乱后，中兴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白居易毕生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文学创作理念，诗文必须成为时代喉舌。
“安史之乱”到元和元年白居易创作《长恨歌》，唐历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五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