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长恨歌》鉴赏

2020-06-23长恨歌

小说《长恨歌》鉴赏

  王安忆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女主角王琦瑶,是文章中的经典人物,牵引全文,文章故事情节让人印象深刻!

  小说《长恨歌》鉴赏

  王安忆凭借长篇小说《长恨歌》摘取第五届茅盾文学奖,书中王琦瑶式的女性形象无疑是新时代的特殊群体。她们在城市中成长、生活直至蜕变、老去,一生年华托付给一座城。是城市,给予她们外在的潮流时尚,内在的谨言慎思;也是她们,将灵动活力注入一座看似摩登时尚的空城。然而,另一方面,城市的浮华躁动也在暗中滋长。城市女性不得不依靠一定的物质基础,拜金主义苗头渐露。复杂的人际关系使得女性投身其中左右周旋,其中既包括人伦(母女、夫妻),又包括同性、异性的友谊。

  “从生活的巨流中截取一片波澜,一朵浪花,从风格细腻的描绘和挖掘,展现时代精神的风貌。”这样的创作风格与其母茹志鹃的《百合花》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四十年间,动荡混乱此起彼伏。“作者并没有历史场面的刻画,依旧着力构造上海弄堂小人物生活情感的细枝末节。她以知识分子群体传统的精神话语营造了一个客体世界,不是回避现实世界,也不是参与现实世界,而是一种重塑。”诚然,在小说中,王安忆构造的上海弄堂世界是平行于整个时代大背景的,作品的字里行间中却很少嗅到政治的气味,作者意图与现实的洪流撇清关系,但小说中主要人物的人生发展仍然依附历史,这是无法完全规避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作者在着力重新塑造一段往事的同时,故事中的人物也越发真实丰盈。

  一、城乡巨变中女性转身

  在以往很多以农村为背景的小说中,人物形象是深深扎根于农村土地的,其中自然包括许多农村妇女形象。余华《活着》中的家珍,苦苦规劝误入歧途的丈夫福贵,生活贫苦却甘之如饴;又如五十年代《“锻炼锻炼”》中的“小腿疼”“吃不饱”,在政治的氛围下,作者“从日常生活、家庭琐事展开,自然地表现社会风习、伦理的变革在农民心里、家庭关系、公共关系上留下的波痕和冲突”;在以七十年代中期为背景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中,许秀云温和恬静,可人生命运却颇为坎坷。小说中情节的发展同时也依托于农村生活的轨迹。

  相较于农村,城市的环境无疑更为复杂。一方面,城市的现代繁荣与农村形成鲜明的对比。这里没有集体劳作的日晒雨淋,没有春种秋收的轮回反复。这有哼唱着“四季调”的留声机、颇受欢迎的照相馆、人来人往的淮海路、各种各样的“派推”舞会、放着《乱世佳人》的电影院以及铺满康乃馨的选美舞台。即便是多年后,在王琦瑶的旧樟木箱中,仍然存有缀了珠子的手提包、法兰绒的贝蕾帽,时代的繁华缩影集聚在这琐碎物品之中。另一方面,城市也暗藏着污秽阴暗的死角。上海弄堂就是典型的代表之一。类似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的地方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以李主任为代表的社会上层人士,或追逐权势,或金屋藏娇。繁华的淮海路上,是金钱堆积起的时尚。人们对物质的渴望从未淡却,即使是民风淳朴的邬桥古镇,也难免有从上海来的龙虎牌万金油广告画,也有上海的双妹牌花露水、老刀牌香烟。

  像阿二这样的青年也是渴望去南京读书的,同时对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充满无限向往。

  无疑,作者王安忆着力编织一个关于城市的故事,“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气氛。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长恨歌》中,开篇就花许多笔墨来写上海的弄堂、流言、闺阁、鸽子和王琦瑶式的女性,写作风格上与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相似,注重对小说环境的细致描写刻画,即“19世纪欧洲写实主义的单一赘叙(iterative)模式。”除了奠定小说基本环境基调外,对人们关于城乡固有观念意识做出了纠正。

  在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的承接中,冲击和摩擦难以避免。直至今日,我们仍能切身感受到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伴随着农业耕地的急速消亡和城市边界的无限扩张。但是,类似“城

  市的商业气氛、拜金主义以及各种享乐的场所无一不是滋长剥削意识的温床。”

  这样的观点,显然是以偏概全。《霓虹灯下的哨兵》中,在军民共同抵制资产阶级思想腐蚀的同时,从另一个侧面也能看出时代的单调局限与片面不公。是否城市真就是一切腐败享乐的开端?而如何将作者的真实构思和想法准确地表达出来?例如王琦瑶式的女性角色成为了作者观点的特殊切入口。王琦瑶式的女性,没有传统农村女性对家务劳作的本分依赖,抑或是思想上的保守狭隘。无论是吴佩珍还是蒋丽莉,薇薇还是张永红,她们远离政治洪流,她们过着自己的日子。从生活中她们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中,凸显的是城市女性的自我个性和张扬不羁。新时代女性形象的反差变化正是在城乡巨变中,愈演愈烈。

  二、女性的特殊城市烙印

  在上文中谈及都市女性成为新时期的宠儿,在此主要论述城市对女性的特殊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 城市女性的特殊心理及心态

  王琦瑶入住爱丽丝公寓之后,蒋丽莉的到访显然是出乎意料的。王琦瑶、李主任、程先生以及蒋丽莉四人之间的瓜葛,掺杂着流言蜚语,牵绊不舍,是“剪不断,理还乱”。以至于王琦瑶在蒋丽莉面前将话挑明,“我们要不把这话全说出来,我们大约就没别的话可讲。”

  而后,又毫不避讳地借用蒋丽莉父母的婚姻关系,挑明了女人“体面”和“实惠”的道理。 这一点上,王琦瑶超乎同龄人的成熟和精明可见一斑。

  她是“适合自家人享用的”三小姐,但她知道与吴佩珍、蒋丽莉之间友谊的分寸,知道和程先生、阿二之间的熟稔程度,知道在康明逊、萨沙之间周旋自保,知道怎样试探张永红和长脚。甚至刚到平安里时,与严师母做完头后一句“我到你的年纪一定是不如你的”,反而引起了严师母对曾经过往经历的真心感慨,彼此都能看进对方心里一些。

  人们常认为城市女性难免有一种极其细微的心理活动变化,有些难以捕捉的欲擒故纵的味道,抑或是一种矫情的故作姿态。在一段时期中,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她们不像那些激进果敢的女中豪杰,如《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甚至有时还被贴上虚假伪善的标签。

  但从另一角度来反观城市女性的心理,往往体现出城市对其变相的反作用。复杂的人际关系,需要悉心维系。纵且退一步说,倘若王琦瑶没有处处留心的本事,大概是像吴佩珍年轻时那样天真无知,又或是像王安忆早期作品《雨,沙沙沙》中经典的雯雯形象,她定然是无法平安度过1947、1955、1965这些特殊年代的,更不用说后来的薇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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