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如果《长恨歌》是抒发诗人爱情失意，又何须陈王二人嘱咐，那岂不失之真诚。
其次，当时正值永贞内禅、宪宗即位、顺宗猝死，宫廷嬗变当是热门话题。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谈政治却说风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叹顺宗谦和懦弱却说李杨爱情，亦不合情理。况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贬为人生的分水岭。此前他“志在兼济”，此后则“独善其身”。也就是说他当时正是“志在兼济”。初入仕途，诗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国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在险恶的政治斗争中贵为九五至尊的顺宗尚不得免祸，谁又敢用诗文对朝政评头论足?更何况白居易始罢校书郎，谪周至尉。所以，我们可以大胆的说，《长恨歌传》的篇末议论是辩白避祸之辞，长恨歌与传都是托风月之事说政治之实。
再次，白居易自评《长恨歌》曰：“一篇《长恨》有风情”。显然将之比于《诗经》“国风”，说这篇作品有风人之情，反映百姓风情，而非帝妃爱情。
第二，我认为《长恨歌》不是讽喻诗，仅止于怀古咏史而已。
主张讽喻诗的最重要理由便是诗歌的首句“汉皇重色思倾国”， 谴责李杨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此垂戒后世君王。但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正处顺宗、宪宗权力更迭时期。顺宗“永贞革新”失败后，让位宪宗。宪宗即位以后，经常阅读历朝实录，每读到贞观、开元故事，他就仰慕不已。宪宗以祖上圣明之君为榜样，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注重发挥群臣的作用，敢于任用和倚重宰相，他在延英殿与宰相议事，都是很晚才退朝。可知两位都是思图中兴之主，并无重色误国之虞。讽喻无从说起。 再者，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将他此前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感伤诗、闲适诗、杂律诗。诗人并没有把《长恨歌》划归“讽谕诗”一类，而是收归“感伤诗”之中。所谓“感伤”意即伤时感世，感伤盛世不再，中兴无期。
第三，中唐诗文怀古咏史常寄托对国家中兴的希望。
自“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后，“中兴”便成为中唐的时代最强音，成为唐人解不开的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