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一文中关于“文采”，有一段很明确的论述;“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辞，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
这段话引用孔子的话，说明了文采和表意的关系。虽然孔子认为说话应该有文采，但是，孔子还认为，文辞最终目标只是“达”而已，也即能够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行。所以，把意思表达清楚了就可以称为有文采了。因为很多人都无法把自己心中对事物的认识通过口说和手写表达出来，能够表达出来，就可称为“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说的是，只要能够把心里的意思表达清楚，就没有必要卖弄那么多文采了，因为文采是卖弄不完的。接下来的一段话还可看出苏轼对传统赋的“雕虫篆刻”技巧是颇有些不以为然的，即便像扬雄这般大赋家，苏轼也认为他的雕饰文辞不免鄙陋。
在《赤壁赋》中，我们可以看到苏轼对于赋文中“文采”的运用确确实实符合他“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的原则，所有的描写渲染都是与环境、心情密切相关、丝丝入扣的，一切都为表意服务，几乎找不到任何赘语浮词，“文采”只是表意的工具，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为了准确充分的表意，“文采”当然该“行于所当行”，可一旦表意透彻，目的已然达到，所谓“文采”就该“止于所不可不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