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了解了这段历史以后，我萌生了一种写作的欲望，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一个写作的种子萌芽了，你在心里慢慢去培养它。我终于觉得在去年时，关于这本小说的资料也做得非常充分了，关于对这本小说的情绪也已经调整到最佳状态了。作为一个写作者完全可以排兵布阵，让你的人物去登场去表演了，我就在那个时候开始了《白雪乌鸦》的写作。
主持人：我记得您在后记中写，当时您在写作中散步到松花江边，您感觉到了动荡中的平和之气，您觉得这种气息正是您需要的气息，那您在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最困难的地方在哪儿?
迟子建：写鼠疫，我也谈到了，最艰难的就是一个作家其实挺像一个演员，在进入角色的时候，你要跟你的角色融为一体，进入了这种写作的气氛的时候，因为是描写的百年前的这场大灾难，而且当时哈尔滨，在中国人聚集地的傅家甸，两万人就死了5000余人，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我看史料，有的一家子一家子死去。我在写进入鼠疫情境以后，感觉回到了100年前，回到了狭窄、阴暗、尘土飞扬的傅家甸的小巷当中，也回到了我描写的普通人当中，这些人在遭遇鼠疫时，心里的那种重压和鼠疫的压抑的气氛把我压得有点透不过气来。所以写这个小说对我来说太艰难了。它不像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的时候，因为是描写鄂温克的百年历史，在青山绿水当中，它也很悲壮，但是因为你的笔是游走在那里，跟山川、河流、飞鸟、虫鱼对话，你心里有一种无法言说的畅快，可是你写作《白雪乌鸦》的时候，你被这样的一个死亡的气氛，疾病的气氛，灾难的气氛所紧紧的包裹了。
作为一个作家来讲，我觉得是一个好事情，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难过，心里很难受。但是我想这样比较好，因为我进入角色了。作为一个作家，我跟我的作品当中的人可以同呼吸共命运了。但是写到中途，我印象很深的是写到“冷月”一章，纪永和突发鼠疫，写他这个死亡过程的时候我觉得我撑不住了，写完“冷月”之后我觉得我要停顿一下了，进入情境以后太累了。这种停顿有一个好处，我也在想，在这种重压之下，生活的一个灾难的重压之下，它还有生命的潜流，还有爱，还有温暖，还有人的七情六欲，还有茶余饭后的谈笑等等，因为生命本身的这些潜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也是抗击灾难的最关键的元素。我觉得我依然能够把这方面的活力和这种灾难当中的温暖剥离出来。我觉得我的作品和作为一个作家的我都能获得提升和拯救。 因为我是在北极村出生长大的，从小外婆带着我，我外婆去年中秋节的时候去世了，我回到北极村奔丧，中秋节的第二天早晨就下了一场雪，第一场雪通常是非常轻，非常白，很美，真是可以称之为鹅毛大雪。又是突袭的寒流，我心情又比较沉重，就病了一场。这个疾病使我大概半个月左右，《白雪乌鸦》写到中途中断了。但是重新再回到了鼠疫的情境，回到《白雪乌鸦》的航程以后，我发现真是很奇怪的，你会变得比较超然，你不怕进入这种情境，你不怕描写他们的死亡。因为好象有一种支撑让你觉得这种死是一种壮烈的赴死，哪怕是被灾难裹走的这些人，他们都有另外的一个去处。而这个去处可能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是另外的一种生命存在方式的转换，你的心可能获得了另外的一种安慰。我写起来就比较沉静和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