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抒写对抗原因之探讨
其实,对抗情绪是人类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只要生命存在,世界就会充满意志的冲动和碰撞。但迟子建笔下的对抗现象与别处的对抗现象不一样。她笔下的对抗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充满温情和伤怀之美的。她让我们看到的对抗悲剧,是人生琐碎的纠葛,是平凡现象中的动静,这悲剧通常不喊叫,不呻吟,只是沉默,在沉默中对抗着。在这些平静的叙事与淡淡的哀愁中,我们看到有一个悲悯的微笑的影子在;在悲悯的微笑中,我们看到了生命存在的严峻与荒诞,看到了人类存在之悲悯的无法回避。如果我们以生态美学的观点去审视,会发现作家如此抒写对抗的真正原因所在。
生态美学是20世纪后半期哲学领域进一步由机械论向存在论演进发展的表现,它实际上是一种在新时代经济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有关人类的崭新的存在观,是一种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处于生态审美状态的存在观,是一种新时代的理想的审美的人生,一种“绿色的人生”。而其深刻内涵却是包含着新的时代内容的人文精神,是对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改变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更是对人类永久发展、世代美好生存的深切关怀,也是对人类得以美好生存的自然家园与精神家园的一种重建。{2}迟子建小说正是从时代和谐思想和人文思想的制高点出发,在一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境界中,展示出新文学生态生命审美系统,通过描写温情而伤怀的对抗现象的产生与消除,期盼能达到人的内外关系的谐和,以此来把握住这个系统独特的生态、生命核心及其多样化特征,再从视界融合的关系本体中,以其优秀的中短篇小说为生态生命的凝聚体,从发展中把握文学有机整体的动态和谐的生态审美生命。对迟子建来说,这种设想已成为一个随即可以运用操作的史论架构,作为诗性构想,作为一种追求,这反映到她的中短篇小说创作上,最重要的就是注重人的人性、诗性,即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属性与人个体的丰富复杂性上呈现出“适者生存,美者存”的生态审美理念来。
何为“适者生存,美者存”?由迟子建小说对对抗现象抒写的状况来看,只有不受社会理性所约束的儿童是“适者”,是“美者”。因为只有他们在作出决裂性对抗后,能好好地活下来。如宝坠,如美奴。这首先是从一个反讽的角度,以受社会文明教化了的成年人在决裂性对抗中的毁灭性收场或在其他类型对抗中的艰难与不幸,对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作出批判。《雾月牛栏》中继父的过失及其死亡,始作俑者便是他头脑中根深蒂固的父权意识。对宝坠,他本是“第一次见到这孩子时就喜欢上了他”,但当继子偷窥了他的隐私并发出谑笑般的询问时,为了维护作为父亲的尊严,他举起了拳头。继父生活在一个闭塞得只有原始气息的山村里,他应该不懂得什么是父权意识,但因为生长在传统父权文化积淀浓厚的环境里,长期的熏陶感染、潜移默化,已使他具有了体现父权意识的思想和行动。继父临死时来到牛栏前,认为牛栏是造成悲剧的罪魁祸首,想用生命的余力砍掉牛栏以泄愤,但牛栏何罪之有?真正有罪的是他潜意识中丑陋的父权意识,是这种意识策动了暴力,摧毁了一个孩子的健康,也让他这个成人在不可补偿、永难救赎的凄惨境况中快速走向死亡。所以,在面对这样的悲剧,面对这样总是以丑陋的形式咄咄逼人地出现的人性灾难时,我们感受到已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恐惧或者震惊,而是应当重新认识社会历史对弱势群体深重的负债。
《鸭如花》中钟如雷的死,揭示了“文革”极“左”思潮对知识分子的精神戕害,他的痛苦和死亡,重复了中国社会一个古老的悲剧:父母之命的老式婚姻对风花雪月的纯粹爱情的扼杀。《白银那》是以一场人性危机的描写直逼人性的龌龊之处,表现出扶危济困、邻里互助的传统美德同市场经济下的商业原则的尖锐矛盾,并喻示着艰难的心灵超越。《鬼魅丹青》中以蔡雪风等人的悲剧,批判了伪善之丑陋人性对真、善、美的摧残。《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陈绍纯、蒋百嫂的悲剧,皆为所谓政治文明中的强权或霸权主义以及拜物教对人性的摧残。有学者说,人类只要是社会性的,就存在着权力与人性的异化问题,这问题是没有答案的,只具有引人进行深入思考的魅力。{3}迟子建小说所描写的对抗现象中涉及的社会性问题也富有这种魅力。因为这些作品是一盏盏智慧明灯,它们那不灭光芒能映照出我们的失误和伤痛,能激起切实的救治行为。作家正期待着这切实的救治行为能改变人类当下“非美的”生存状态。
其次,抒写对抗是为了彰显人对“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的追求。
温情的迟子建可称得上是一个“博大的诗人”,她能“领会天国之极乐和地狱之大苦恼的精神”{4}。所以,在面对那些对抗着的不幸的生灵,她几乎是含着热泪,要为本性无辜的人们寻找一条走出困境的路。于是,我们发现,在批判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的同时,作家把自己的笔触转向描写诗意的儿童与田园生活。
在《雾月牛栏》中,小说开端突如其来,从事实中腰剖白,已变成傻子的宝坠栖息在“暗夜”的牛栏。对常人来说,这是何等的孤独、凄清和痛苦。但正当我们这些“常人”流泪哀叹人生之大不幸时,却又惊喜地发现宝坠的牛栏生活充满诗意。他可以感受到牛的问候与善意;他可以欣赏到“梅花朵朵清幽”,能在牛的啃草声中感觉“草的柔韧性和纯度之好”;还能很有诗意地做出伸手抓雾的动作;他可以自由自在,永远率真、任性。《岸上的美奴》中的美奴,是一个向往诗性生活,富有人性的孩子,她总爱到岸上去看江水、看渔船、看鱼,总想往天边的霞光中添些文字,听到老师胃里发出咕噜声就为其提供治疗方策和药物又巧妙地隐蔽了自己,她还对食言者、告密者表示轻蔑。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有人能理解她独自承受来自同学、邻居的哄笑、造谣、辱骂的痛苦,能给她温暖、爱意和必要的帮助,这个心地善良、懂得感情的孩子会有一种怎样的诗性生活!《鸭如花》中那些如花似玉的鸭子和徐五婆相依为命的情景,杀父的逃犯被枪决后其坟头上那很有诗意的一幕;《白银那》中那位咏叹酒和女人的乡长的诗意遐想;《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那一句“你看人家活的”所流露出对温情、诗意生活的艳羡,等等。这些描写无不展示出一种期盼人与自然、社会达到动态平衡和谐一致的生态审美情愫;显示出作家对回到乡村、回到童年的自然状态的急切呼唤。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让生命回归宁静、超脱的生命自由之风格。用海德格尔的话说,那是寻找人的“诗意地栖居”。
“诗意地栖居”是生态美学的重要论题,它是与技术地栖居相对应的存在观,主张人对自然负责,重视生活的诗意层面、审美层面和精神层面,最终达到归属大地、被大自然接纳,与大自然共存的生命境界。这里的境界是从佛教的语言中来,其基本含义就是纯粹主观性的精神自由,在纯粹个体体验中到达外界与内心的合一,是宁静的、超脱的、恬淡的心境。它并不涉及世俗道德的内涵,强调的是自我非理性、非功利性的心态对世界的超越,就是万物与我合一的境界。这种境界在当下只能在儿童世界或超然物外的田园生活中方可获得,社会状态、文化状态的成人是难以企及的。迟子建说:“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我记忆中的房屋、牛栏、猪舍、菜园、坟茔、山川河流、日月星辰,它们无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和气韵。我笔下的人物也无法逃避它们的笼罩。我所理解的活生生的人,不是庸常所指的按照现实规律生活的人,而是被神灵之光包围的人,那是一群有个性和光彩的人。他们也许会有种种缺陷,但他们忠于自己的内心生活,从人性的意义上讲,只有他们才值得永久地抒写。”{5}正是从这样的创作理念出发,迟子建的小说世界向我们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状态和人文景观,“自然”成了其生命哲学观的一个隐喻,象征着人所追求的“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可以说,迟子建的这种诗意描写是对生态美学观的哲学基础和文化立场的坚守,她的小说在反映当代生态论的存在观所说的部分地恢复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与潜在的审美性的理论基础上,从文学创作层面上建立起了当代的人与自然以及人文主义与生态主义相统一的生态人文主义。
如此看来,迟子建是在书写对抗的基础上建构了生态人文主义文学的创作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对抗,成了她书写日常生活苦难的基本方式,同时,她又以这种方式书写着生命的哲学:应该尽量地避免社会同个人、自然的对立,应该把人从压抑人性的社会文明中解放出来,实现“普遍的人”、“完整的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以达到人能“诗意地栖居”之生命境界。其小说中的对抗者,一个个单纯无比,他们只是旷野中的呼喊者,社会边缘的孤独舞者,他们总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维护和加强良心的呼声,诠释着人性之真与善的美丽。这实际上又突破了当下流行的重在揭露现代生活的纷繁复杂与矛盾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迟子建小说创作于新文学来说,已具备了很高的文化价值和深远的史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