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民族性的衰落
生活在山林之中的鄂温克人，生存之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他们曾被瘟疫侵袭，失去了大批心爱的驯鹿：他们曾在日寇的铁蹄F，被迫与亲人的分离;他们曾因为各种矛盾，伤害了彼此的情感……他们有大爱，有大痛，但依然坚强地在命运面前进行着殊死的抗争。然而，刺耳的伐木声彻底打破了这里的宁静，深爱着这片土地的鄂温克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万般无奈。
自然的退化，使他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虽然深爱着世世代代居住的山林，但下山定居，却成为不得已的选择。对于一个与大自然朝夕亲密相处的群体来说，这样的选择无疑痛苦不堪。一个民族所具有的特性与其生活环境息息相关。饮食、习俗、宗教、服饰、建筑等等，无一不是受到生活环境的影响。在与天地相接的地方，在富有灵气的青山绿水之间，萨满才能发挥神力，庇佑一方：在茂密的丛林中，才能有清甜的桦树汁，轻便的桦皮船;在水草肥美的地方，驯鹿才能自由自在地觅食、生活、成长……当外部世界的侵入使自然环境悄然改变，现代性的膨胀使其思想产生剧烈动荡。一个民族的特性便开始逐渐消逝。
三、文明的霸权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曾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到：“……一个单一意义上的文明事实上可能在多元意义上是相当非文明化的。”以单一化的现代眼光来审视古老民族，其生活方式显然是“野蛮”、“非文明”的。文明优越感使现代人对所渭的“落后”群体产生莫名的同情与怜悯，以自我的文明标尺去衡量古老民族的生活方式，并试图使之向自己看齐。然而，事实上“他们保存的文化，他们的生活状态，是文明的，唯美的，我们……自以为是把‘落后’这样一顶帽子扣到他们头上……我们用所谓的‘文明’形式，做了一次现代社会的野蛮人!”
汤因比认为，文明“包含着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自诩为“文明人”的群体在未能理解其他文明的情况下就将其斥为“野蛮”，才是一种真正野蛮的行为。披着“文明者”的虚伪面纱，肆意对其他文明进行裁决审判，常常在不经意间就亵渎了其神圣性。
一个有着顽强生命力的民族，不得不选择背井离乡。既不是因为野兽的侵袭，也不是因为日军的铁蹄。现代文明以温情脉脉的方式，让他们不得不与延续千年的生活方式挥手告别。面对现代性的冲击，鄂温克人显得无所适从：环境的改变使得山林生活无法安宁地继续下去，而山下定居点的生活又让人难以适应。在这种彷徨犹豫之中，他们最终还是走向了妥协。“……这种妥协从外部的引诱转变为内部的主动自觉，已经逐渐渗透到年轻一代的血液中”。然而，他们却终究只是现代文明中的边缘群体，无法脱离，却又难以走入主流。
即使有一天这些民族真正走入了现代文明的核心，其民族特性大抵也就在走入的过程中消逝殆尽。那些曾经的辉煌与荣耀，在后代子孙的脑海中，将仅仅是课本上的插图和老人口中的传说。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无论他们是否能够走入现代文明的核心，对其世代相传的文化与精神，或许都是一场灾难。 四、民族性的回归
该书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无限的想象空间：一个鄂温克族的女画家，在厌倦了城市的喧嚣与复杂之后，满身困倦地回到了自己成长的故乡，寄情于大自然，最终随水而逝。对女画家来说，生命的“回归”或许是其最后的心愿，最好的归宿。然而，失落的民族性与逝去的文明，是否能够真正“回归”?
怀着一颗好奇心，世人睁大眼睛想要对古老民族的文明一探究竟，看到的却是这样一副图景：丽江边的摩梭姑娘在灯红酒绿中扭动着身体招揽客人，东巴文字的传承者廉价叫卖那些所谓的工艺品，风凰吊脚楼旁的老人要求拍照者付钱，海南岛的回民纠缠着旅游者购买商品……这是一种比文明的彻底失落更让人痛心的存在。文明最后的尊严，在浮华的世界中以充满铜臭的方式，几乎彻底失去。所幸，还有一些人固执地坚守着最本真的文明，但终有一天，他们也会成为历史。年轻的一代，如何担起保护文化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