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小说的柳意象和萨满教的柳崇拜——以《河柳图》为例(3)

二、萨满教的女神崇拜和《河柳图》的女性命运 　　萨满教的“崇拜观念是建立在北方先民对动植物不断探索和认识基础上的”，“这往往与每一种动植物的习性、特征有关，这是北方先民对生物世界认识的曲折反映”。郭淑云：《萨满教动植物崇拜与生物认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1)。柳树生命力强，成活率高，多生长于水滨。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尚柳是生殖崇拜的产物。“与女阴崇拜有关的另一种萨满教习俗就是北方民族中广为流传的崇拜柳树的尚柳习俗。”色音：《试论北方少数民族生殖崇拜的萨满教根基》，载《阴山学刊》，1999(3)。满族神话中，佛多妈妈是护婴女神，她有个柳园，如果那里的柳茂盛，世界上的婴儿就身体健康，如果柳叶枯败，婴儿就会生病和死亡。“柳叶，满语叫佛多，有研究者指出：佛多一词在满语中与佛佛(女阴)同源。”孟慧英：《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2页。由此可见柳在远古先民的意识中和女性的密切联系。柳原型意象代表的女神崇拜，就生成了《河柳图》中柳所寓意的女性意识。 　　经过几千年的历史演变，萨满教产生时代的女神，已经成为现实男权中心文化社会的柔弱女性。《河柳图》中的程锦蓝就是一个缩影。在《河柳图》中，曾为护婴女神的柳仍是程锦蓝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小说开始写到，程锦蓝觉得自己的新家庭运行中常常发生故障，“有时这故障是人的因素，有时是鬼的因素，还有时是河柳的因素”。作者把河柳、逝去的人与现实的人融为一体来叙述，河柳成为与现实、历史相并列的不可缺少的一个叙事纬度。文本中关于柳的叙事基本都是指向程锦蓝的，“程锦蓝最丰富的联想不过是把河柳比喻成女人”，所以，文本中柳的女性象征意义更突出。柳见证了她的理想，她的爱情，她曾经拥有的精神追求，柳也隐喻了她欲望受压抑、生命被扭曲、权利和主体意识逐渐丧失的命运。程锦蓝的女性意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女性主体意识的显现，第二阶段是女性主体意识的丧失。 　　第一阶段主要是程锦蓝和李牧青的生活，这一阶段小说中写得较简略，主要是插叙和侧面描写，但也能充分展示她曾有过美好的过去和理想。她美丽，长发飘飘，衣着典雅。她有文化，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语文教师，她更有自己独立的精神追求，喜欢河柳，憧憬诗情画意的未来。她热爱自己的事业，晚上顶住裴绍发的冷嘲热讽，认真批改学生作业。她珍爱生命，珍爱一切美好的事物，和裴绍发结婚以后，杀鸡时，还因为那只公鸡过于美丽而难以下手。她曾有美好的爱情，令学生们羡慕，她曾有幸福的家庭。但这一切都在一年中改变了。学校拖欠教师工资，李牧青到上海去应聘，开始还写信寄钱，后来只寄钱，一年后就离婚了。同时面临拖欠工资的困境，李牧青率先表现出对失去男性主体地位的担心，于是经过努力，他重新获得了经济地位和以它为基础的男性主体地位。而程锦蓝则在这一轮的经济危机中，不仅继续面临经济的逼迫，而且被李牧青所代表的男权中心文化意识放逐，这也为以后程锦蓝进一步沦为弱势处境、丧失主体地位埋下了伏笔。 　　程锦蓝恋爱时和李牧青手挽手去看柳，送李牧青去上海时在河柳边惜别，离婚时面对河柳，程锦蓝表现出女性面对生活磨难时应有的从容和镇定。再婚后，她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去看柳，但“想到河上的柳树，程锦蓝觉得心脏抽了一下”。遇到苦恼，她还到河边去向柳倾诉，即使不能向柳倾诉，她也会梦到柳。回顾过去和李牧青在一起的美好生活，她还想折一个柳枝让它漂到上海，寄托自己的思念。柳是程锦蓝的生命，是她的希望。看柳——梦柳——思柳——割柳隐喻了程锦蓝的女性意识独立——压抑——扭曲——丧失的过程。 　　第二阶段是程锦蓝和裴绍发再婚的生活，是作品的主体。程锦蓝新生活的开始，也是被约束、被改造的开始。作为一家之主的裴绍发以他的经济地位和男性权威意识对程锦蓝从衣着打扮开始“改造”。程锦蓝有文化，有自己的精神追求，但是，在家里她的收入少，而现实是以经济基础作为价值衡量的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的，经济标准左右一切，她的理想、情操、情调不得不让位于生存。裴绍发从鼻里“哼”的一声“批那作业又不挣钱，批它有个屁用”，程锦蓝像被野蜂狠狠蜇了一样。在强大的男权阴影下，处处受限于男性的权威。不久，程锦蓝就不再“衣着典雅别致”，而变成“红袄绿裤”、“声音非常粗犷”了。小说的第一句就是“程锦蓝宰鸡，把鸡给宰飞了”。可想而知她遭到了裴绍发的指责，并说她不如前妻利索，仅仅几天之隔，小说最后，程锦蓝已能“沉着地拧过鸡脖子，深深地割了一刀，这鸡很快就气绝身亡了”。她不再爱怜鸡毛的美丽，杀鸡的本领符合裴绍发的要求了。程锦蓝生活于男人的夹缝中，在男性道德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重压之下，女性自我意识已逐步空洞化。裴绍发去兰酒馆，是两个人交锋的转折点。本来程锦蓝觉得裴绍发猥琐，和他在一起“觉得和鬼盘踞在了一起”，裴绍发向她要求欲望满足时，她还能以批作业为由拒绝。但当被拒绝的裴绍发去了兰酒馆以后，程锦蓝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她不仅不顾身份地像泼妇一样用石头砸酒馆的玻璃，还“开始小心翼翼地服侍裴绍发”，“渴望着完完全全地拥有他”。我们看到程锦蓝的处境一步步陷入被动，自我意识一点点丧失，由被动接受改造转向主动投靠和依附，原因像裴绍发的女儿裴莺莺说的那样简单和深刻：“难道钱那么管用?”鲁迅先生在《祝福》中塑造的祥林嫂，在封建“四权”的压迫下她最大的愿望是坐稳了奴隶的地位，程锦蓝则是在愚昧、落后的传统文化劣根性以及商品经济文化观念的负效应的双重压力下不遗余力地捍卫生存地位的知识女性。在不同的历史视阈下，女性继续着被放逐于男权文化之外受到中心话语排斥的悲剧。 　　为了达到彻底改造程锦蓝的目的，裴绍发把李程爱的名字改成了裴程爱，卑劣地割光了作为李、程二人爱情见证的河柳。这一举动，无情地扼杀了程锦蓝的生命意识和梦想，同时，充分显示了裴绍发在家庭内部的主导地位和绝对控制能力。是这种男权主导的社会机制，将程锦蓝完全置于了他者地位。从程锦蓝离婚后的一年只去看了一次河柳，到河柳被割，可以看到女神崇拜与女性生命幻灭相冲突的隐喻，从这个隐喻我们认识到了女性生存的困境和对女性命运关注在迟子建叙事中潜在的分量。这就是对于施加于自己身上的改造行为，程锦蓝毫无反抗之力，她压抑着自己的欲望，在逐渐失去了爱的权利的同时，也丧失了女性的主体地位与独立性，由独立的精神追求向现实的物质世界依附，最后完全失去了精神层面的追求。我们解读《河柳图》的叙事动机，能够清楚地看到人与柳在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男性与女性的文化大背景下达到了隐喻意义上的高度统一。这就是无论程锦蓝被李牧青抛弃还是被裴绍发改造，除了传统的男权意识因素外，以物质生产和物质财富的获得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文明对传统文明、精神文明的极大破坏是更直接的原因。在这种日趋商业化、功利化、物质化、世俗化的时代，女性的工具性、商品性再一次凸显出来就在所难免。这篇小说对程锦蓝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家强烈的女性意识表达欲望与解构男权主导机制的努力。 　　《河柳图》在迟子建的创作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主题的现实性和时代性在迟子建前后期创作的转变中是临界点和过渡，文本中的人与柳的关系不仅是单纯的修辞手段，如果抽掉关于柳的描写，我们似乎找不到人物生命力的源头。因此，柳已成为支撑小说的灵魂，人与柳的关系也成为迟子建小说带有普遍性的内化的叙事模式。迟子建小说的诗性品质正是来自这种人和自然特有的和谐和统一。但这篇小说至今尚未引起学界的关注，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