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以他凝重的诗笔、血泪的歌唱，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和广大人民灾难深重的生活，展现了诗人悲天悯人、爱国爱家的博大情怀。
一、杜甫忧国忧民思想与时代紧密相关。
诗人生逢安史乱前的全盛时期，又经历了唐王朝衰落的开端。他饱经忧患的一生，是与这历史大转折时期的治乱盛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约可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与漫游(35岁以前)——积极进取
杜甫从生长于开元盛世，读书颇多，才艺出众，“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十四五岁时的诗作就为洛阳名人们所惊赏。二十岁以后，抱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吴越名胜。二十三岁应试落第，又以山东为中心，漫游齐、赵、梁、宋，过着“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生活。青年时期的苦学与壮游，使杜甫积累了知识，丰富了生活，开阔了视野，提高了文学素养，为以后的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2、长安十年(35岁——44岁)———壮志难酬
杜甫35岁赴长安应试，遭李林甫阴谋而落第。他曾向当权者投诗自荐，不果。四十岁时他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得到赏识，待制集贤院，却无结果。直到四十岁才得到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此期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贫困，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明”(《三大礼赋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寄家奉先县幼子饿死的极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会状况和个人处境，使他对现实有了清醒的认识，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开始以诗歌直接面对惨淡的社会人生，初步形成了 “沉郁”的风格。他逐渐从爱自己的家族、个人的建功立业，转到爱国、忧民，诗歌创作从较多的抒发个人情怀转而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这就使原来比较抽象的 “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具有了丰富的时代内容。其名篇《丽人行》、《兵车行》、《至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都作于这一时期。
3、经历战乱(44岁——48岁)——离乱中咏叹
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携家与人民一道逃难。目睹战乱惨景，亲尝国破家亡的苦难，加上屡受贬斥的屈辱，使他与社会、人民生活的关系更加紧密，其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也达到了新的高度，从而写下了《悲陈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爱国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难的不朽诗篇。
4、漂泊西南(49——59岁)——颠沛流离中深沉爱国
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资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51岁时曾由友人严武表荐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为期半年，以后曾到过梓州、阆州，又漂流到夔州。大历三年携家离川，在湖北、湖南一带漂流转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动荡不安，但创作精力空前旺盛，忧国忧民的感情有增无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登高》、《蜀相》、《又呈吴郎》、《岁晏行》、《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等许多优秀作品都作于这一时期。
杜甫一生饱经忧患，安史乱起，更是颠沛流离，但始终不忘爱国爱民，正视现实和人生。他的诗歌真实、深刻地再现了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有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内容和浓郁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