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铸：民族品格
不同的民族创造了不同的文化，而不同的文化又陶铸了不同的民族性格。杜甫的性格是受到中华文化的陶铸的，但是反过来说，在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陶铸过程中，杜甫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杜甫具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优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始终把群体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杜甫一生中从未担任过重要的官职，他基本上是被摒斥于执政圈子之外的“野老”。然而这并未影响他时时、处处把天下的安危和人民的哀乐视为己任，即使在遭遇艰难困苦乃至漂泊江湖时也不改初衷。从早年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到晚年的《朱凤行》，他救济天下苍生的宏愿没有丝毫的改变。
杜甫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以其实际行为证明了这种责任感并不一定要附着于政治地位，这显然正是宋人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优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以及“先天下之优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著名命题的实际表现。
杜甫胸怀宽广，对不同的文化及思想采取了宽容的态度。中华文化有一个突出的优点便是其宽容精神。杜甫本人是坚定的儒者，但他对儒学之外的各种思想都甚为宽容，他对道藏佛经都很熟悉，他与道士、佛徒都有交往。如果说杜甫早年与李白一起亲赴王屋山寻访道士华盖君求学长生之道是少年的任性之举，那么他对佛教的好感却是一直维持到晚年的。他虽然因为把儒家当作立身之本，而且因为“未能割妻子”，也即不能割弃对人间的爱，所以不象王维那样皈依佛门，但他对佛家的精妙道理是颇为钦佩的。“金篦空刮眼，镜象未离铨”“唯有摩尼珠，可照浊水源”之类诗句，都说明了这一点。这种对非主流文化乃至外来文化所采取的开放心态，正是中华文化赋予杜甫的最佳品格，这对杜甫成为诗国中的集大成者是有重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