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国忧民思想的表现之二
——仁爱精神
杜诗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其中所体现的仁爱精神，杜甫的仁爱渗透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而且表达得十分完美，能给读者以长久的感动。给读者留的印象最深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他的“老妻”。杜甫的仁爱精神应该说是始发于妻子的，因而其作品中涉及到妻子的篇章就格外动人。无论是“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咏怀五百字》)那不能稍去于怀的惦念;还是“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对团圆的期待，读者都可以从中体会诗人的一往情深。杜甫一生逆境多、顺境少，特别是四十岁以后，穷困、衰病、奔走、逃难，接踵而至，几乎没有过几天好日子。他的妻子杨夫人在饥寒交迫中担负起抚育儿女的重担：“世乱怜渠小，家贫仰母慈”(《遣兴》);晚年又时刻关心着疾病缠身的丈夫：“老妻忧坐痹，幼女问头风”(《遣闷奉呈严公》);丈夫漂泊在外，她没有埋怨，只有理解：“老妻书数纸，应悉未归情”(《客夜》)。杜甫笔下的妻子是那么可亲可近、可爱可敬、是那么具有奉献精神，这里的“敬”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的考虑，更不是令人产生冷冰冰之感的“相敬如宾”，而是表达了杜甫对妻子歉疚之感。“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竿”(《江村》)，从这样的诗句中，读者可以想象，坐在一旁的杜甫看到“老妻”“稚子”居处稍稍稳定、生活又有些兴味时的喜悦之情。读者从中感受到的是诗人对妻子的爱。
然而杜甫的仁爱精神绝不仅限于此，他还将对妻子的爱推及他人，甚至是一些与己无关但和自己有同样命运和遭遇的人，杜甫也是本着儒家所倡导的仁爱精神处理与偶然相逢的人们的关系的。晚年，他逃避战乱、漂泊湖湘，深感“乱世少恩惠”(《宿凿石浦》);然而，杜甫仍然是：“减米散同舟，路难思共济”(《解忧》)，并没有因为个人的苦难而减少对他人的同情。
孔子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忘“爱人”之心，并付诸实践，这是很难的。读杜诗会感到最难得的是，杜甫时时刻刻关注着弱者的不幸，并用他宽广的心胸去温暖这冰冷的世界。例如杜甫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就是他由秦州到同谷和由同谷到成都期间。此时，正如他所写的“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寓同谷县作歌七首》)，过的像原始人的日子。然而，在这个时期写的二十首纪行诗中处处可见诗人对其他不幸者的关怀。在路过绝险之地石龛时是“天寒昏无日，山远道路迷”，就在这种环境下，他看到在山峦高处的伐竹者：“伐竹者谁子，悲歌上云梯。为官采美箭，五岁供梁齐”(《石龛》)，杜甫把他们的悲歌传达给千百斯年之后的读者。诗人在过嘉陵江经水会渡时，船夫的勇敢和撑船的技术的高超引起他赞叹：“篙师暗理楫，歌啸轻波澜。”但此时他也关切着他们的艰辛：“霜浓木石滑，风急手足寒。”(《水会渡》)这种精神贯穿他的后半生的所有作品之中。许多人当自己处于不幸时，变得谁都恨，仿佛整个世界都欠他的，甚至要向所有的人报复(其中最极端的就是发生在四、五年前一个留美学生卢某的在校园开枪杀人事件)。杜甫为人正与此相反，他在遭遇苦难时往往能想到比自己更不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