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是疏救房琯。左拾遗没做几天，就发生了一件倒霉事情：宰相房琯因为门客琴师董庭兰收贿赂赂替人买官，也因为兵败陈涛斜(杜甫《悲陈陶》诗“四万义军同日死”说的就是房琯担任总指挥的这一次战役)——史书上说肃宗并没有因为这次兵败怪罪房琯，恐怕那只是非常时期的表面文章，肃宗内心其实是恨之切齿的——被罢相论罪。刚上任的左拾遗杜甫挺身而出，上书为自己的布衣之交房琯说情，罪细不宜罢免大臣云云。结果，惹怒唐肃宗，诏令三司推问(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三大部门会审)。看架势，问他一个死罪也不是没有可能。所幸，宰相张镐、吏部尚书韦陟等有意袒护杜甫，称其议论房琯之事，虽然言辞过激，但未失谏臣之体，不宜深究。最后，仍保留了杜甫的官职。当然，从此以后，肃宗也不再愿意听杜甫的意见了，“帝自是不甚省录”。这里，我得说几句关于宰相张镐的话：跟替杜甫开脱同一年，张镐因为河南节度使闾丘晓接到驰援睢阳的命令之后，按兵不动，致使睢阳陷落，官军覆没，下令杖杀闾丘晓。闾丘晓临死时，以家有老亲需要奉养请求饶其一命，张镐答以“王昌龄之亲，欲与谁养”，不准所求。两年前，闾丘晓以著名诗人王昌龄告假回家没能及时赶回，下令将其杀死。单以这两件事论，张镐堪称诗人保护神，值得我们尊敬。
这次因为进谏差一点伤及性命，可以看出杜甫为人两个特点：一是为了王朝大业，敢于犯颜谏诤，不是胆小怕事之辈;二是朋友有难，挺身相救，诗圣是个义气人。
第三次是冲撞严武。杜甫跟严武是世交，交情深厚，杜甫在成都时期，曾得到严武的照拂与举荐(杜甫的“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一虚职就是严武为其争取来的)，这都是事实，毋庸置疑。但是，唐宋文献中也有关于因为一次酒后的言语冲撞，严武差点杀害杜甫的记载。唐范摅《云溪友议》卷上“严黄门”条云：“杜甫拾遗乘醉而言曰：‘不谓严挺之有此儿也。’武恚目久之，曰：‘杜审言孙子，拟捋虎须?’合座皆笑，以弥缝之。武曰：‘与公等饮酒谋欢，何至于祖考矣!’……武母恐害贤良，遂以小舟送甫下峡。”宋祁《新唐书·杜甫传》：“……(甫)性褊躁傲诞，尝醉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当然也有一些文献记载中并无严武欲杀杜甫的文字，甚至有说严武对杜甫的酒后失言不以为忤的。例如，唐李肇《唐国史补》卷上：“严武少以强俊知名，蜀中坐衙，杜甫跣袒登其机案。武爱其才，终不害。”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十二“酒失”：“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子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儿。’于是少解。”刘昫《旧唐书·杜甫传》：“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学术论文，根据杜甫严武的身份、性格、关系、杜甫若干诗歌作品的解读，认为酒后睚眦，导致严武差点杀害杜甫，是有可能的(有心人不放找来参看)。两位学界前辈撰文对我的论文进行批评，我认为他们所言多有不合逻辑处，于是写了篇答辩文章。不料，我的答辩文章发表后，被作为优秀论文，入选当年的古代文学研究年鉴。 这一次酒后危机，可以说明杜甫不是棉花糖，不是好好先生，他是个有性格、有脾气的诗人。
第四次是坠马瞿塘。居住成都其间，杜甫写过《戏赠友二首》，专门记述两位朋友(一位是姓焦的校书，一位是姓王的司直)骑马摔伤的情形：一个摔得“唇裂版齿无”，一个被摔得“骨折面如墨”。都很惨。在夔州居住期间，一次酒后骑马，已经五十多岁的杜甫，恍惚间回忆起青年时期在齐赵一带骑马驰骋的情形，快马加鞭，冲下白帝城一处山坡，“低身直下八千尺”。结果，“不虞一蹶终损伤”，马失前蹄，杜甫重重摔落马下。不过，杜甫对于受伤并不很在意，朋友们带着美酒去慰问他。一顿狂吃豪饮之后，杜甫笑着对他们说：“何必走马来为问，君不见嵇康养生遭杀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