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范围一气，与时消息
“范围一气”、“与时消息”是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提出的文学观点: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先看“范围一气”。范仲淹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所以春秋云山、教化仁义这些自然人文景观体现了大道的造化，能惊天地泣鬼神。“一气”出自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4]284，是“道通为一”的大道之气。它是决定宇宙万物存在的主宰，弥漫于宇宙一切空有，是宇宙之最大者，所以范仲淹称为“其体甚大”。由于引进了庄子的道气理论，范仲淹“范围一气”的诗歌意气论由此获得了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立场，使诗歌的创作趋向于造物主的造化。中国古代以“气”论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249曹丕之“气”是指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气质、才气。刘勰继承了曹丕的观点，提出了“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6]165-166等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气、学、习的关系问题。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论述了“气”与“言”的关系，其“气”是指作家的思想道德修养，继承的是孟子的“浩然之气”说。范仲淹则立足于庄子的道气论，将曹丕的“文气说”，陆机、钟嵘的“物感说”和“天人合一”的古代诗学精神捏合在一起以论诗歌创作，从而赋予了以上理论新的内涵，为中国的文学“气”论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对后来者启迪深远，如杨万里的“天将诗本借诗人”、黄宗羲的“夫文章，天地之元气也”、章学诚的“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等论说，明显受其影响。再看“与时消息”。范仲淹对《易》经有深入的研究，《宋史》本传谓他“泛通六经，长于《易》。学者多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7]10267。范仲淹的易学思想，最重要的就是变易观，《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答手诏条陈十事》等重要论著都涉及《易》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思想。因为万事万物变动不居，随时变易，所以他十分强调“时”的观念，要求待时而动，掌握时机。《易•艮》彖辞云:“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范仲淹非常赞赏:“非君子，其孰能与于此乎?”[1]149范仲淹把这种思想引入到文学创作中来，提出了“与时消息”的观点。所谓“与时消息”是指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真实，切于实际，符合时世，不为空言。范仲淹认为，诗歌的创作是由诗人写诗时的心情决定的，而诗人心情的喜怒哀乐是由诗人所处的时代环境决定的，诗人应忠实于时政环境所给他的情感感受，以创作出相应审美风格的诗歌作品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范仲淹批判了“其或不知而作，影响前辈，因人之尚，忘己之实，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1]186的盲目模仿之风，指斥了“非穷途而悲，非乱世而怨，华车有寒苦之述，白社为骄奢之语”[1]186的无病呻吟之态，赞扬了唐异诗作“意必以淳，语必以真。乐则歌之，忧则怀之。无虚美，无苟怨”[1]186的卓然超俗的创作态度，鲜明表达了其生活真实高于艺术真实的创作原则。范仲淹的“与时消息”继承了刘勰的“为情而造文”观和白居易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主张，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地结合起来，既要求文学有补于时，又保持了文学自身的独立性，从而使其文学思想具备了更为深刻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