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成不一，律体大备
在把握住文学特质的同时，范仲淹在文学作品的风格问题和骈散问题上则表现出兼容并蓄的态度。范仲淹认为，文章的风格应该是多样的。其在《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说:“文学之器，天成不一。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台，或深于重渊。”[1]192在《唐异诗序》中说得更加具体:“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认为诗歌创作应该具有各种风格流派，或清苦，或英逸，或明达，或愤怒，这些都是应该得到肯定的，不必有高下之分，反映了范仲淹宽容通达的态度和广纳百川的胸怀。相比较而言，范仲淹比较欣赏笔力雄健和优游舒和的作品。他在《太清宫九咏序》中对其友石曼卿之诗评价说:“观其立意，皆凿幽索秘，破坚发奇，高凌虹霓，清出金石，有以见诗力之雄哉!文以气为主，此其辨乎?……览之者得无起欤?”[1]178对石曼卿诗力雄健的作品予以了肯定;在《唐异诗序》中说“观乎处士之作也，孑然弗伦，洗然无尘……隐居求志，多优游之咏;天下有道，无愤惋之作。骚雅之际，此无愧焉!”[1]186对唐异优游舒和的诗风予以了赞扬。范仲淹在对待骈律问题时也表现出公允客观的态度。他赞扬尹师鲁、欧阳修“力为古文”有功于时，反对西昆末学的专事藻饰、破碎大雅，但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骈俪文体，相反，他不仅对辞赋律体有着深入的研究，而且还根据心得编选了《赋林衡鉴》一书，以供学子参考。范仲淹认为文体本身并无优劣之别，关键在于学者本人，“其如好高者鄙而弗攻，几有肴而不食;务近者攻而弗至，若以莛而撞钟”[1]508，好高自负者和务近趋时者的做法皆不可取。律赋和诗歌一样，既可以自由抒发作者的性情怀抱，也能够表现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题材，承载政治教化的社会作用。他说:“律体之兴，盛于唐室。贻于代者，雅有存焉。可歌可谣，以条以贯。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焕然可警，锵乎在闻。”[1]508范仲淹还努力提高律赋的品位，一方面，详加分析律赋的门类体势，指导场屋创作，既细密具体，又有极强的操作性，另一方面，继承“赋者，古诗之流”的传统，指出“昭昭六义，赋实在焉”，“斯文也，既格乎雅颂之致;斯乐也，亦达乎韶夏之和”[1]509，律赋创作也可以达到雅颂之文和韶夏之乐的水平。范仲淹的这些努力对律赋的健康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四库馆臣对范仲淹评价极高，说他“人品事业，卓绝一时，本不借文章以传。而贯通经术，明达政体，凡所论著，一一皆有本之言，固非虚饰词藻者所能，亦非高谈心性者所及。……观仲淹之人与仲淹之文，可以知空言实效之分矣。”[8]551-552范仲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宋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论题，努力解决当时的实际问题，倡导一种新的文风和正确的为文态度，无论是人品还是文品，他都开风气之先，影响了一代的士风与文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