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现代知识分子郭沫若的新诗创作，所抒发的是一种强烈的社会情怀，是与平民生活与意识接近的诗意诗情。可以说，郭沫若是中国的“平民诗人”。郭沫若诗的第二个爆发期也即创作的高峰期，是受了惠特曼诗歌的影响而形成的。惠特曼的《草叶集》热情地呼唤资产阶级民主、自由，衷心赞美劳动，其自由体和雄浑、粗犷的浪漫主义艺术风格，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当“五四”新诗追求着平民化特征时，那种诗的章法、格律等也就很难成为诗人们关注的中心，而更主要的是借助于诗的形式以宣泄内心积郁的感情。正是这样，郭沫若自豪地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并且愿意将自己的诗作融人到平民文化之中。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等人并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文学训练，缺少留学欧美的作家那种绅士式的精神气质和贵族式的文学要求，也缺少他们那种良好的文学训练和师承关系，他所接受的西方文学主要是通过日本文化的中介而获得，这种文化修养与其本性中的平民思想以及革命性因素融合一起，构成了创作中主导思想。
作为平民诗人，郭沫若在《女神》中表现出一种现代人的生存生命感受，那种生命能量的燎烧，那种对人类生命本质的追问，已经表现出现代人的精神世界的本质。但是，《女神》更多的则是抒写了一种平民的人生情怀，写出了“我们便是‘他’，他们便是我/我中也有你，你中也有我/我便是你，/你便是我”。郭沫若的创作生活道路是多变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落是“五四”时期。主要作为浪漫主义的天才诗人，以《女神》喊出了时代的真声音，震醒了一代青年，释放了被压抑的社会心绪，满足了时代的精神需求。这是郭沫若的黄金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个性得到充分的表现，自我实现的程度很高。这当然跟“五四”时期特定氛围有关，那种宽松、自由、充满朝气的环境也有利于形成郭沫若浪漫的人格与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