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全面阐述了《易经》时代的社会生活
自从古史辨派把《周易》拉下神学经坛，恢复《周易》的本来面目便成为易学研究领域的新课题。而古史辩派只迈出了第一步——疑古辨伪，把经书还原为史料，却没有深入到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及制度的层面。郭沫若的研究较之古史辩派则更胜一筹，他揭示了史料背后所隐藏的当时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社会思想，迈向了“考古证史”一派的领域，从而对《易经》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郭沫若本着“让《易经》自己来讲《易经》”的原则，从卦爻辞出发，从生活基础(渔猎、牡畜、商旅、耕种、工艺等五方面)、社会的结构(家族关系、政治组织、行政事项、阶级等四方面)、精神的生产(宗教、艺术、思想等三方面)等角度，条分缕析，系统阐述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揭示出《周易》所反映的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为人们认识古代中国提供了新的门径，并突破了以往徘徊于象数、义理的老路，也不同于仅做文字上的解释，更不同于以传解经的做法，使易学研究深入到了古代思想文化的层面，使传统的经学研究一变而为社会的、文化的、思想的研究，使后人的易学研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
(四)较早地阐述了《易经》、《易经》中朴素的辩证观
郭沫若在《〈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一文中分析了《易经》、《易传》中的朴素的辩证观。他认为从《易经》中可以找出不少相对立的文字，如吉凶、祸福、远近、出入、进退、得丧等等，《周易》中也有人们总结出来的“小往大来，大往小来，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等观点，这些都是古代人从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的辩证观，是《易经》作者从自然现象中观察得出的。作者分析是符合《易经》的客观实际的。在对《易经》分析的基础上郭沫若进一步分析了辩证观在《易传》中的展开情况：a.辩证的宇宙观;b.辩证观的转化;c.折衷主义的伦理;d.《大学》、《中庸》、与《易传》的参证。郭沫若的这一分析是极具创新特色的。尽管我们不能说《周易》、《易传》中有唯物辩证法，但其中所包含的朴素的辩证观是不能否定的。而这也更是此前易学研究者所无法企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