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提出了科学的治易方法——去其卜筮成分而取其哲学内核
在《〈周易〉的制作时代》一文中，郭沫若认为《易传》主要出自荀子门徒，并注意到了《易传》思想的复杂性。他指出作《易传》的人是无法确定的，但那些作者和子弓不同的地方是存心利用卜筮以掩盖自己的思想色彩。并提出研究《易传》，应该抛撇了卜筮的成分，而专挹取它的思想精华，为以后的《易传》研究指明了道路。现代的易学研究中的一些观点与郭沫若的看法是一致的，如李镜池认为：“‘传’虽然是解‘经’的，但作者们从卦画和卦爻辞分析综合、引申发挥，研究宇宙问题和人生问题，……很清楚，《易传》是哲学书。”(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154页)[4]朱伯崑的《易学哲学史》也指出：“同《易经》相比，《易传》的显著特点是将古代的卜筮之书哲理化。”
二
由于是创始之作，郭沫若的《周易》研究还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所以他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后，引出了俞平伯和李星可的两篇批评文章，后来陈梦家和李镜池则批判了他的第二篇文章的主要观点——认为《易经》是由馯臂子弓所作。客观地说，其不足之处主要有：
(一)材料的时代性未能划分清楚，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如郭沫若在《〈周易〉之制作时代》一文中认为：以乾坤相对立便是以天地相对立，然而以天地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在春秋以前是没有的;“中行”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从而推断《易经》不能产生在春秋中叶以前。对此，陈梦家给予了批评：天地上下对立的观念发生很早，卜辞中有牝牡上下和书，左右对称等例，有“天上若”(金文亦有)等，此即上天下地之意。郭沫若以春秋前不可能存在天地对立的观念而证明《易》之不产生于春秋以前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至于“中行”，陈梦家指出，所谓“中行”见于《易》的五条，都当作行道之行，“中行”犹在道。“中”为副词，“中行”即 “行中”。以卜辞自相印证，知“中行”决非人名。李镜池指出：因其有其他较后的著作同出一墓中，就断定他们是同一时代的作品，那是不科学的。(李镜池《周易探源·周易筮辞考》第70页)从如上名家对郭沫若的评价中可以看出，郭沫若在研究一些问题时对一些材料的时代混淆不清，有草率下断语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