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为的就是要戴上学术论争的面具。然而在洞明世事的郭沫若看来，这文坛泰斗和学界班头的双重桂冠招来的正是文艺界和史学界批判锋芒的双重逼拶。他除了准备检讨就是以实际行动表示对现实政治的认同和拥戴。1965年12月初，这位年已古稀的老人不畏北国严寒，千里迢迢前往中国科学院工作队所在的晋东南各地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大寨行》组诗18首便是此行的文字记录。1966年元旦，组诗以标题套红并手迹刊登在《光明日报》“东风”文艺副刊。颇堪玩味的是，组诗的编次以“康公左手书奇字”起句的七律《重到晋祠》排在开卷的位置，以五古《大寨行》压轴。考虑到组诗的冠名，以这首五古压轴算是带有画龙点睛的意味，那么《重到晋祠》并非以时间为序而置于卷首，无非是为了突出“康公”。
“文革”前夜，郭沫若一度如芒在背，向有关方面写信表示要辞职。毛泽东在听取有关方面汇报之后，表示仍应“保护郭老”，只是应当作点自我批评以便继续工作。1966年4月14日，在全国人大举行的一次常委会议上，副委员长郭沫若不失时机即席发表讲话，以痛切的言辞检讨：
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主席思想，没有用好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所以，阶级观点有的时候很模糊。
……
我今天的话好像是表态，确实是表我的心态，说出了我心里想说的话。我现在是，要好好向工农兵学习，还不能谈怎么样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现在应该好好地向工农兵学习，拜工农兵为老师。我虽然已经七十几岁了，雄心壮志还有一点。就是说要滚一身泥巴，我愿意;要沾一身油污，我愿意;甚至于要染一身血迹，假使美帝国主义要来打我们的话，向美帝国主义分子投几个手榴弹，我也愿意。我的意思就是这样的，现在应该向工农兵好好学习，假使有可能的话，再好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与会的副委员长康生在会后指示秘书长迅即将郭沫若的发言记录送本人核定，然后报送远在杭州的毛泽东。4月28日，《光明日报》以《向工农兵群众学习为工农兵群众服务》为题，全文刊登郭沫若的这篇检讨发言。5月5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报均以全文转载。如此精细周到的安排，显然表示出最高层既对这位文坛泰斗予以保护的意向，又借助其在国内外的影响进一步张大“文革”的声势。
“文革”结束后，有人斥责康生报送郭沫若的检讨发言系落井下石。这其实是因人废言(事)。以康生与郭沫若的交谊，当然更要紧的是康生对领袖意图的揣摩，则不失时机的报送也还是在帮助郭沫若过关。须知，在当年严峻的关头，并非人人得有作自我批评的机会。
在漫长的动乱岁月中，康生飞黄腾达，一直为毛泽东所信用，赫然成为第四号人物;郭沫若则迭遭丧子巨痛，以不断讴歌“文革”而力求自保。
1975年12月中旬，康生在患病多年后去世，讣告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盖棺之辞。郭沫若对此前相继病故的陈毅、李富春、董必武等熟识的革命家未有吊挽之作，而为这位“光荣的反修战士”则写下了“文革”以来的第一首挽诗：
第五卫星同上天，光昭九有和大千。
多才多艺多能事，反帝反修反霸权。
生为人民谋福利，永扬赤帜壮山川。
神州八亿遵遗范，革命忠贞万代传。
这首挽诗当年并未公开发表，亦未见传抄。1977年9月出版的经由作者“亲自校阅”的《沫若诗词选》亦未收录，这多半是时势所致。这本诗集收录大量当年并未发表的歌颂“文革”的作品，何以对这首颂扬“光荣的反修战士”的吊挽之作付之阙如?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向康生致敬，这年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墨迹》依旧沿用康生当年的题签。然而就在这年秋冬，康生在“文革”中的劣迹开始遭受清算。稍后于《沫若诗词选》出版的赵朴初的《片石集》亦收有大量吊挽之作，唯挽康生之作亦未收入。
1977年春，收藏者以康生当年所写“为人民”三字的隶书条幅求题，病疴在体的郭沫若勉力书跋，内有“余挽康老诗中偶有‘为人民’三字，今缀录于后”等语。这才使人们得能读到这首必为《郭沫若全集》摒弃的挽诗。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人总难免局限性，郭沫若为康生写挽诗，置于当年的历史情境之中，毫不为怪。为着介绍郭沫若与康生的交往，笔者征引此诗，说不上是对前人的不恭。应当正视历史，愈能以平和的心态看待历史，便愈能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