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老有先见之明，他的那些“诗”确实已被今天的人们当作笑料。其实，郭沫若生前就被人耻笑了，其中之一竟是他的儿子郭世英。北京大学学生郭世英才华横溢，思想开放，对文革前的种种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现象充满疑惑和对立。他组织了一个非正式团体与同道者互相交流，事发后定为“反革命小集团”，郭世英被开除学籍送到农场劳动，文革开始后被活活打死。事发之前，郭世英曾指着自己父亲的背影对同学说：他是“装饰这个社会最大的文化屏风”!(323页)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评价郭沫若，似乎还找不到比郭世英的概括更为言简意赅的点睛之言。知父莫若子啊!
这个被儿子指为“文化屏风”的人自己怎样看自己呢?文革中的1969年1月，郭沫若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吐露真言：“可惜我‘老’了，成为了一个一辈子言行不一致的人。”(384页)
郭沫若的后半生，确实是一出实实在在的悲剧。
把郭沫若和罗隆基们摆在一起，一头是左，一头是右;一头是克己为党，一头是心有异议;一头是彻底拜服，一头是坚守己见。几十年过去回头看，为什么这一左一右的两个极端都以悲剧收场?如果我们争论探讨当年右派“向党进攻”的是罪非罪，就必须同时检讨一下“郭沫若式”的歌颂有何种负作用，还要分析这种“进攻”和“歌颂”各有何种历史意义，何种历史必然性;知识分子的“改造”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任务;究竟有没有被“改造好”了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郭沫若是一个标准吗;这个标准值得效仿吗。把郭沫若和胡风罗隆基们，以至郭世英及其同学们当年的言论重新摆在历史天平上称量，会是何种结果，又会得出何种结论?
(来源：《炎黄春秋》2015年第1期，作者：张光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