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郭老辩护者痛击那些"骂"郭沫若的人是事后诸葛亮，当年都闭上了鸟嘴，也早请示，晚汇报，并未勇敢地站出来指陈。这种说法确有一定道理，并差点将我们吓倒，好在我们还有马寅初、梁漱溟、陈寅恪、顾准等人以他们的人生经历为我们辩护。在强权面前，马寅初以真正的知识分子的良心和正气，坚持自己的正确的人口理论，甘冒下地狱的危险。梁漱溟置泰山压顶于不顾，当面指陈毛主席没有雅量，在争辩、抗击不起作用时，他选择了沉默。同样选择沉默的还有陈寅恪先生，一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宁愿去考证《再生缘》、也不愿去参加大批判，哪像某些"书生"、"学者"将一生的学问用于歪曲历史、陷害他人。顾准更是在准监狱生活条件下(劳动改造中)构筑他的"理想王国"。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以索尔仁尼琴为代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在前苏联，索尔仁尼琴提出"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直至被逐。到了美国，他并没有因为主人慷慨的收留而感激不已，而是很快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回到俄罗斯后，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当权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态度来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强大的存在。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我们呼唤英雄(但我们不需要"高、大、全"式的英雄);在道德品质堕落、价值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呼吁、切盼恢复和重建。我们应该摈弃那种简单的因言废人或因言立人的逻辑。不能因为周作人文章好就想隐瞒他当汉奸的历史真相，所谓"好汉奸"只能使我们的民族蒙羞，使知识分子形象受损。在需要"呐喊"的时候，希望知识分子不再集体失语，不再集体思想阳痿，尤其不能使它传宗接代。郭沫若的悲剧还是不重演的好。我们觉得那些敢于评说郭沫若的人其实并不是为了使自己"崇高"，倒是那些讽刺别人的人显得别有用心，他们是不是在盼望"城头变换大王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