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事的纪实故事

2020-04-24故事

  二叔给人捎信,让我回趟老家。

  二叔今年已过花甲,仍担任村里的小组长。

  在我的记忆中,二叔先当队长,后干村长。现在村长不当了,又做起了组长。

  这次回去到二叔家坐坐,二婶就唠叨说,你二叔队长村长都干过了,还干小组长,这把年纪了,操心劳肺的。二婶说话还带点讥诮——你二叔就是官迷心窍。

  我知道二叔不管当队长还是村长,都不算什么官。然而,他为大家实实在在地谋了不少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谷贱伤农,二叔走村串户动员大家栽果树,搞旱改水改造低产田,千方百计让土地多产出,使粮农增收。二叔说,只要他当一天干部,就要对得起这点薪酬。

  看来,二叔还真的拿组长当回事。

  一天,我回老家,刚吃完饭,正准备午休,二叔就来找我,说,这回你得帮帮我。

  二叔你有什么难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肯定不遗余力。

  我家的几十株树被人砍了,我要到法院告状。二叔说。

  听了二叔的话,我很吃惊,好好的树怎么让人砍了?又是谁砍他家的树呢?还没等我问,二叔就连珠炮似地说——树是三蛮子砍的,有人证物证。

  我一听头就大了,三蛮叔和二叔是堂兄弟,都是我叔。常言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感到棘手,果断地对二叔说,都是自家兄弟,打什么官司,还是家事家了吧。

  二叔感觉我在糊弄他,冷冷地丢下一句,你不管是吧?

  我望着二叔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其实我对二叔说的话是认真的,也是深思熟虑的。

  二叔走后父亲说,你二叔天天跑里跑外的累死也不讨好……

  听了父亲的话,我才明白,原来,村西南有块地,在杨树走俏的.时候,每家都在自己的地上栽上杨树,有的地宽栽两行,有的一户地不足一米宽也栽一行,如此密植,树长起来很拥挤,有的已焦梢了,的的确确形成了低产林。现在粮价一涨再涨,老百姓简单地算了一下账,纷纷要求退林还田。因此,二叔开了几次群众会议,家家同意并签名要求毁树。达成共识后,各家就开始刨树。然而,三蛮叔等几户却迟迟不动。眼看秋播在即,已刨树的农户急眼了,天天去找二叔,要求处理此事。

  二叔三番五次登门做工作,光打雷不下雨,无奈,二叔组织群众强制执行。

  冤有头、债有主。二叔强行把人家的树刨了,三蛮叔愣是以牙还牙把二叔家河岸边的树给砍了。

  二叔报了警,派出所把三蛮叔爷俩带去关了一宿就放了,让村里处理此事。二叔一气辞去了组长职务。

  二叔要到法院起诉三蛮叔,我坚决反对,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之间,又是为大家谋利益,个人吃点亏就算了。

  在我的不断劝说下,二叔终于偃旗息鼓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黑地竟杀出李逵来——四侉叔的儿子小松子却初生牛犊不畏虎,硬把二叔告上了法庭。

  二叔捎信让我回家就为这事。我一见二叔,二叔就把法院的传票递给我,说,你看当初我要告,你不同意,现在恶人先告状了,分明是哑巴受驴辱,有苦难言嘛。

  二叔,你别急,我安慰二叔说,这回我赤膊上阵,绝不袖手旁观。

  开庭那天,当我走进法庭,没想到竟座无虚席。来的都是左邻右舍,有长辈,也有平辈,还有晚辈。他们来干什么的,我一时闹不清。是看热闹也好,作证也罢,我该讲些公道话了。

  我征得审判长同意,说,今天二叔既然被告上法庭,不管是家事还是公事,我要阐述两个观点:首先,作为被告主体有误,二叔是小组长,他代表的是组里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组织刨树也是组里大多数人的愿望,他的行为应该是职务行为,而不应该是个人行为,此时,他已经不再担任组长的职务了(姑不论砍树对与错),应该把新的组长列为被告。另外,我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淮阴日报》,打开三版,说,有一篇我采写的消息《孩子有救了》,该文讲述的就是二叔当生产队长时,为四侉叔家募捐的事。

  四侉叔是退伍军人,由于积劳成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儿子小松子又患黄胆肝炎,一时无钱医治,二叔四处奔走为他家募捐,孩子终于有救了。我把这张报纸递给原告小松子,说,你看看这事二叔是职务行为呢还是个人行为?

  接着,我对小松子说,人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不要逆众人意愿行事,对二叔的工作要补台,不应拆台啊!

  我的话讲完了,请法官继续审理。

  法官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当庭宣判。

  事隔很久,也没有二叔的消息。

  我回老家过年,见到了二叔,他说:至今没有接到法院的判决书,镇政府的领导已找我三次谈话,说我群众基础好,让我重新出任组长,并让我物色和培养好下任的组长。

  听了二叔的话,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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