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的《师说》中倡导的教学目的观、教学方法观、教师观与师生观等对当今教育仍有相当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一 教学目的观
教育行为的意义离不开对其目的的追问。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教育的过程。韩愈所认为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他个人的人才观。《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有三：一是传道，即向学生传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首先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在韩愈看来，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也好，解答疑难也好，都是为了传道，即为培养人才这个教育目的服务的。
二 教学方法观
韩愈肯定了教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活动，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解放。“解惑”，与其说是对教师“教”的要求，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学生“学”的要求，即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思考，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敢于且勤于置疑，不要对教师所授“听而不疑，信而不问”，把自己变成知识的接收器。韩愈曾劝导弟子说：“子诵其文，则思其义。”“师其意不师其词。”他告诫弟子们，读书重要的是“师其意”，“思其义”而不应该人云亦云。强调学生只有真正做到了“思其义”，才会有所惑，进而向教师提问“师其意”，求得“道业”的长进。韩愈认为，只有这种从“思义”到“有惑”，再到教师“解惑”，最后通过“解惑”的学习过程，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紧接着，《师说》又指出：“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意思是不懂得断句，倒要找教师求教，而有了疑难却不找教师求教，这种学习方法真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可见，韩愈反对那种被动的、盲目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主张在学习中要“有所思”。作为一代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韩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既吸收了前人的观点，又有自己的创新。
1.治学贵在勤学深思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段话的含义是，要想取得学业的精进，必须刻苦勤奋;反之，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会使学业荒废;为人行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而败毁在因循苟且。他所说的“勤”，表现为口勤、手勤、脑勤，三者要结合起来。韩愈曾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焚膏油以继暑，恒兀兀以穷年”，“读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一切学问都来自个人的勤奋学习。韩愈在文学上的较深造诣使之终成博学鸿儒，就是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的真实写照。
2.学习重在博学求精
韩愈一方面强调博学，“贪多务德，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在博学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 韩愈强调“提其要”，“钩其玄”，抓住重点，掌握关键，引导学生探求其精髓之处，以达到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境界。他认为，博与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韩愈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要求学习知识要有系统性，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对书中的精华仔细玩味，反复体会，才能提高读书质量，获得良好效果。
3.学习要有独创性
韩愈提出“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就是说要学习古人，以古人为师，但不能尽信书本，只拘泥于章句文辞，而是要学习古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学会独立思考，以求得新意。要“手披目视，口吟其言，心惟其义”，在深处思考的基础上，还要有独创性。“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要“阖其中而肆其外”，要有创见，不流于俗套，能独辟蹊径，与众不同，“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三 教师观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的重任，因此，教师必须具备崇高的人格、渊博的知识、敬业的职业道德。韩愈《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教师的首位任务。这样做，既是对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一贯传统的继承，也是针对当时儒道衰落、佛老兴盛而必须奋起振兴儒道的客观现实提出的要求。“授业”，就是要向学生讲解传授儒家“五经”和“六艺”等方面的知识技能。这是推行儒家政治理想、贯彻入世原则，献身社会和国家所必需的'。“解惑”，韩愈主张开拓创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意识和能力。因此，韩愈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指导学生学习，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各种疑难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理论家夸美纽斯强调，教师应是道德卓异的优秀人物。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曾说过：“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韩愈认为，要想恢复儒道的传统就必须重视师道。那么，为师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称职的呢?《师说》指出：“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韩愈是把“道”作为为师的标准，谁有“道”，谁就可为师。因此，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社会地位的贵贱，凡有“道”就可为师，有“道”与无“道”是衡量能否合乎师的重要条件。在此，不难看出其择师的价值取向远远超出了功利性的范围，反对以社会地位和资历作为择师的标准，而是以对学生负责为归依的。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是合格的呢?韩愈进一步指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他认为，那些只教学生读书、断句，而不传授道理，难以帮学生解决疑难问题的教师不是好教师，这样的教师是不具备“传道”的资格的。由此看来，韩愈认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精通儒道，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学业上的疑难，并有授予学生学习方法的能力，从而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和技巧。韩愈的教师观对当前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他重视教师在教学当中的主导作用;其次，他注重教学中的学生反馈，通过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以进一步促进学生“学”和教师“教”;再次，他重视教师对学习方法的传授，并否认“句读之师”为师;最后，他肯定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教师能“传道”，是传递社会文明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