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中的教学思想

2020-04-26韩愈

  韩愈的《师说》中倡导的教学目的观、教学方法观、教师观与师生观等对当今教育仍有相当重要的指导与借鉴作用。

  一 教学目的观

  教育行为的意义离不开对其目的的追问。教育目的主要指培养目标,即人才的规格。人才的培养实质上就是教育的过程。韩愈所认为的教育的目的也就是他个人的人才观。《师说》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认为,教师的任务有三:一是传道,即向学生传授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二是授业,即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的过程中所提出的疑难问题。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首先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在韩愈看来,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也好,解答疑难也好,都是为了传道,即为培养人才这个教育目的服务的。

  二 教学方法观

  韩愈肯定了教学是一种双向、互动的活动,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思想解放。“解惑”,与其说是对教师“教”的要求,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学生“学”的要求,即要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要积极思考,善于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敢于且勤于置疑,不要对教师所授“听而不疑,信而不问”,把自己变成知识的接收器。韩愈曾劝导弟子说:“子诵其文,则思其义。”“师其意不师其词。”他告诫弟子们,读书重要的是“师其意”,“思其义”而不应该人云亦云。强调学生只有真正做到了“思其义”,才会有所惑,进而向教师提问“师其意”,求得“道业”的长进。韩愈认为,只有这种从“思义”到“有惑”,再到教师“解惑”,最后通过“解惑”的学习过程,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学习。紧接着,《师说》又指出:“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意思是不懂得断句,倒要找教师求教,而有了疑难却不找教师求教,这种学习方法真是捡了芝麻而丢了西瓜。可见,韩愈反对那种被动的、盲目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主张在学习中要“有所思”。作为一代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韩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既吸收了前人的观点,又有自己的创新。

  1.治学贵在勤学深思

  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段话的含义是,要想取得学业的精进,必须刻苦勤奋;反之,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就会使学业荒废;为人行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而败毁在因循苟且。他所说的“勤”,表现为口勤、手勤、脑勤,三者要结合起来。韩愈曾说“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焚膏油以继暑,恒兀兀以穷年”,“读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他认为人非生而知之者,一切学问都来自个人的勤奋学习。韩愈在文学上的较深造诣使之终成博学鸿儒,就是他勤奋好学、学而不厌的真实写照。

  2.学习重在博学求精

  韩愈一方面强调博学,“贪多务德,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另一方面,他又要求在博学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余少之时,将求多能,蚤夜以孜孜,遂得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 韩愈强调“提其要”,“钩其玄”,抓住重点,掌握关键,引导学生探求其精髓之处,以达到融会贯通、领会其精神实质的境界。他认为,博与精是对立的统一,没有博,就不可能有精;没有精,博也只不过是一种大杂烩。韩愈反对“学虽勤而不由其统,言虽多而不要其中”的学习方法,要求学习知识要有系统性,能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对书中的精华仔细玩味,反复体会,才能提高读书质量,获得良好效果。

  3.学习要有独创性

  韩愈提出“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就是说要学习古人,以古人为师,但不能尽信书本,只拘泥于章句文辞,而是要学习古文中的思想以及为文的方法,学会独立思考,以求得新意。要“手披目视,口吟其言,心惟其义”,在深处思考的基础上,还要有独创性。“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要“阖其中而肆其外”,要有创见,不流于俗套,能独辟蹊径,与众不同,“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

  三 教师观

  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肩负着为国家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合格建设者的重任,因此,教师必须具备崇高的人格、渊博的知识、敬业的职业道德。韩愈《师说》中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是教师的首位任务。这样做,既是对儒家重视道德教育的一贯传统的继承,也是针对当时儒道衰落、佛老兴盛而必须奋起振兴儒道的客观现实提出的要求。“授业”,就是要向学生讲解传授儒家“五经”和“六艺”等方面的知识技能。这是推行儒家政治理想、贯彻入世原则,献身社会和国家所必需的'。“解惑”,韩愈主张开拓创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意识和能力。因此,韩愈认为,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主要在于指导学生学习,解答学生在学习“道”和“业”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各种疑难问题,启发学生的思维。17世纪捷克著名教育理论家夸美纽斯强调,教师应是道德卓异的优秀人物。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也曾说过:“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为人师表。”

  韩愈认为,要想恢复儒道的传统就必须重视师道。那么,为师的标准是什么?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称职的呢?《师说》指出:“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可见,韩愈是把“道”作为为师的标准,谁有“道”,谁就可为师。因此,不论年龄大小,也不论社会地位的贵贱,凡有“道”就可为师,有“道”与无“道”是衡量能否合乎师的重要条件。在此,不难看出其择师的价值取向远远超出了功利性的范围,反对以社会地位和资历作为择师的标准,而是以对学生负责为归依的。那么什么样的教师是合格的呢?韩愈进一步指出:“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他认为,那些只教学生读书、断句,而不传授道理,难以帮学生解决疑难问题的教师不是好教师,这样的教师是不具备“传道”的资格的。由此看来,韩愈认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应该精通儒道,在教学过程中解答学生学业上的疑难,并有授予学生学习方法的能力,从而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和技巧。韩愈的教师观对当前教育仍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他重视教师在教学当中的主导作用;其次,他注重教学中的学生反馈,通过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疑难问题,以进一步促进学生“学”和教师“教”;再次,他重视教师对学习方法的传授,并否认“句读之师”为师;最后,他肯定教师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教师能“传道”,是传递社会文明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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