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赏
韩愈作《师说》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学官。但他早已有名。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年轻领袖。他用古文来宣传他主张。维护先秦儒家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佛老思想；提倡先秦两汉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骈文：这就是古文运动内容。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后期，是有现实社会条件。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统一、反对藩镇割据政治目服务。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现实利益要求。韩愈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作用。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成绩；更重要是他不顾流俗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鼓励和指示。《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古文家自命。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由于孟郊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向他请教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有礼貌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问题。他回答许多青年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人格修养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但韩愈是早有自信，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来信。他在《答胡生书》中说：“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不知者乃用是为谤！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他对那些恶意中伤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青年担忧。《师说》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青年李蟠而作。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驳斥。他是有放矢。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东西。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人。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师道”久已失传。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这就是他们不明。又有一种现象，广大各行各业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圣人”没有一定师，孔子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师。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论点，师和弟子关系是相对，“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所以师和弟子关系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缘故。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诽谤者，更可贵是提出了三点崭新、进步“师道”思想：师是“传道受业解惑”人；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能力；师和弟子关系是相对，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师。这些思想把师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把师和弟子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保守壁垒打破了。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道统”思想矛盾。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人民性思想。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顽固“士大夫之族”反对。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排挤。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职位，第一次被当权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排挤。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可见这篇《师说》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因此，它在当时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