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崔复州序》说：“乐乎心，则一境之人喜，不乐乎心，则一境之人惧。”说刺史心里高兴，他属下的百姓心里都欢喜；假若说刺史有什么事不快活，郡下的老百姓都感到害怕。用刺史的乐与不乐，关系到全州百姓的喜与惧，来讽刺官僚的作威作福。这是有的放矢，揭发出官吏们的权重禄厚和人民遭受重重压迫的痛苦。篇末用称美的词句作结，讽刺之意自现。
《送区册序》写阳山的僻陋仅用85个字，说它交通不便，人烟稀少，城郊荒凉，文化落后，在这落寞的小村镇，竞有区册从“南海驾舟”来访，这正是韩愈“贬阳山岭，有爱在民”(《新唐书·韩愈传》)的结果。“若有志”、“若能遗外声利”中的两个“若”字，称人恰如其分，同时也含勖勉之意，正因“同调”，故作文送他。
“文奇”、“别具一格”。以此把读者的注意力吸引过来。我们上面介绍过，这种惜别赠言的主题大家都比较熟悉，写不好就会落入俗套，千人一面。而韩愈则是将人们熟悉的主题引到新的风格创造上来。如在《送李愿归盘谷序》中，通过“愿之言曰”四个字引出，“通篇包举李愿说话”。(茅坤：《韩文公文钞》)这是颇为独特的章法。作者所要表达的意思，通过赠序对象之口自己说出来，这是迥别于其他赠序的，不能不谓之“新鲜奇特”。文中通过李愿的嘴讲了三种人，让“不可一世的权贵”、“洁身自爱的隐士”和“趋炎附势的小人”三种人都走上舞台亮相。在比较中，“得志之小人”与“不得志之小人”两边夹写，而隐居之高乃见。(刘大魁：《评注古人辞类纂》)这种“两宾夹一主”的写法，使隐居者心灵之高洁与小人灵魂之卑污，形成鲜明对照。若将隐居者与得志、不得志两种小人分别加以比较，势必造成文章…的冗长、拖沓。像这样将隐居者放在中间，不仅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而且还一并照应了前后，用墨十分节省。同时，作者的爱憎、褒贬之情态也不言自明了。这种生动形象的描写，要比抽象的议论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宾主相行，以宾衬主的比较写法，韩愈不仅擅长，而且达到圆熟、自如的地步。在《送高闲上人序》中亦可见：高闲和尚是主，善于写草书的张旭是宾。治理天下的尧、舜、禹、汤，还有善于射箭的养叔，善于治牛的庖丁，善于治音声的师旷，善于治病的扁鹊等，则是宾中之宾。所谓主、宾、宾中之宾，换句话说，就是主要人物、次要人物，次要人物中次要人物。从最次要的人物看，他们都能专心致志的在某个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那草圣张旭就自然被这些众星托出来了。他由于“不治他伎”“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以致“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所以“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终于登上了书法艺术的高峰。大家想想，“宾”都如此用志不分，如此能变化万物，那主呢?高闲和尚更是“一死生、解外谬”，“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必淡然无所嗜”。由于学草书“不得其心，而逐其迹”，结果是徒劳无所得，“未见其能旭也”。在这篇文章里，韩愈以主宾的强烈对比，巧妙地在送给和尚的赠文中，说出了“学浮屠”者难以有所作为的排斥佛学的旨意。真使对方哭笑不得。笔者认为，韩愈虽“文起八代之衰”，但实继八代之承而有所创新。他重视学习前人的创作经验，但又不一味的模仿，而是写出有自己特色的作品。就他自己作品而言，多数是精心构思，富于变化的。
在文风改革中，强调“奇”的效果，创造一种古文风格。《送李愿归盘谷序》的第三部分(韩愈对李愿的赠歌)，既是该篇中最精彩的技巧创新，也是他赠序文达到炉火纯青的标志。这段歌词与开头照应，可以看出韩愈行文之严密，无懈可击。歌词的前半部分，采用《诗经》中“颂”的格式，以其朴实严峻的情调来赞颂盘谷的田园风光；后半部分，以楚辞的风韵来渲染宗教气氛，既为李愿乞求福祉，也表自己对盘谷的无限向往，显出对现实的深深不满。总之，这里描写言尽而意无穷，令人玩味不已。终曲高潮放在“归”字上，从对友人李愿以情相送，到以志相随，末段与起段相呼应，结构十分严谨，把这段“歌词”与中段的主要部分联系起来看，作者的爱憎便跃然纸上，遂使全文收尾如豹尾一般。扎实有力。
“气盛言宜”，即指气势旺盛，语言精当。我们知道，韩愈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改变了浮艳空洞的骈文拢断文坛的局面。但他在创造雄健清新，形式与内容并美的散文的时候，并不一概排斥骈文的写作手法，而适当地运用偶句，使行文长短错落、奇偶相间，于整齐与参差交叉中，抒情达意。他把骈文之长处，熔铸于自己，“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 (《答李翊书》)充分表现他锤炼语言的极高造诣。精心设词，节节独迭，这是他获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如《送李愿归盘谷序》中写权贵一层：“喜有赏，怒有刑”。(偶句) “才唆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奇句) “清声而便体，秀外而惠中，飘轻裙，翳长袖。”(偶句)“列屋而闲居，妒宏而负恃，争妍而取怜。”(排比)句式变化多端，读起来朗朗上口，富有节奏感。一种老朽的僵死形式，到了韩愈手中则变得生机勃勃，古朴而幽雅。这正如苏拭在评论《送李愿归盘谷序》中所说的，“欧阳文忠公尝谓晋无文章，评惟陶渊明《归去来》一篇而已；余亦以谓唐无文章，惟韩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一篇而已。平生愿效此作一篇，每执笔辄罢，因自笑曰：不若且放，数退之独步。”(高步瀛：《唐宋文举要》)对《送董邵南序》，刘大魁评说：“退之以雄奇胜，独此篇……深微屈曲，读之觉高情远韵，可望不可及。”张裕钊说：“寄兴无端，此乃可谓之妙远不测。”去留的问题上是自相矛盾的。从全文外表看，一直是送董邵南赴河北，可文章中心却是反对他去河北。这如此复杂矛盾的心情，就是用含蓄、委婉的抒情笔调写出来的，可以说这是韩愈“以诗为文”的又一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