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李长之《红楼梦》研究的意义
自 1921 年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以来，红学考证发展已面临危机。余英时指出: “近代新红学的最中心的理论是以《红楼梦》为作者曹雪芹的自叙传。……自传说至少受到三种不同的挑战: 第一种是出乎索隐派的复活; 第二种是起于‘封建社会的阶级斗争论’; 第三种则来自对于《红楼梦》本身所包含的‘理想性’的认识。”［14］前两种挑战都不足以建立起新的“典范”，只有在第三种挑战的指导下，“红学”研究才有可能从困途转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
余英时强调，“这个可能建立的新典范是把红学研究的重心放在《红楼梦》这部小说的创造意图和内在结构的有机关系上。”［14］新典范是从“自传说”红学内部孕育出来的一个最合理的革命性的出路。李长之尊重“自传说”的考证成绩，但又认为“他( 曹雪芹) 依然有想象力充分活动的余地”，从而“突破‘自传说’的牢笼而进入作者的精神天地或理想世界”［14］，超越了历史考证的红学传统，打下了新“典范”的地基。
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具有新“典范”的两个特点: “第一，它强调《红楼梦》是一部小说，因此特别重视其中所包涵的理想性与虚构性。……第二，新典范假设作者的本意基本上隐藏在小说的内在结构之中，而尤其强调二者之间的有机性。”［14］具体而言，第一，李长之一再强调曹雪芹是“中国唯一的大作家”，《红楼梦》是“唯一的大着作”，是在文学价值上可以和世界名着相提并论的小说。他批评考证派和索隐派的史学研究套路“不以为中国大作品的作家也有美妙的情绪和思想”，不能给《红楼梦》以恰当的文学史定位。李长之对《红楼梦》中的理想成分予以关注，重点分析了曹雪芹的“诗国”及其塑造的“理想人物”。第二，李长之强调要从作品本身去发掘作者贯穿其中的思想。他指出，“唯一可考见作家的精神的，乃是他的作品”［14］。如在论述作者对文学的态度时，李长之指出要凭着可靠的材料找出作者的意见。再比如，李长之抓住“凭了感情”这一贯穿全书的思想，揭示了作者本意和小说结构之间的有机联系。由此可见，李长之的《红楼梦》研究具有红学革命的意义，“百余年来红学研究的主流里却从来没有真正取得小说的地位……被当做一个历史文件来处理”［14］。
而“在新‘典范’引导之下的《红楼梦》研究是属于广义的文学批评的范围，而不复为史学的界限所囿”［14］。王国维可谓是最早从文学的角度去分析《红楼梦》的，但“此后考证派红学既兴，王国维的《评论》遂成绝响，此尤为红学史上极值得惋惜的事。”［14］事实上，王国维开创的研究思路并未完全“绝响”，李长之在考证派大行其道的 30 年代，郑重指出: “从咬文嚼字的考据，到事实上的考据，然而现在却应该作内容的欣赏了。王国维的评论，固然很可真贵，究竟因为是作于未确定为作者自传以前，而且不能算什末详尽。可是，既然开了端绪，我们就更该认真作一下了。”［3］李长之从作者态度、文学技巧等多方面探讨《红楼梦》的文学价值，深入到《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与精神天地。即便是在 1954 年以后，整个“红学”研究转入“斗争说”
的政治阐释时，李长之仍为《红楼梦》文学价值的研究作着努力。他于 1957 年发表《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的形成》，明确指出《红楼梦》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结合的巨着”，还于 1944 年参加中央大学文学系一次文学座谈会作演讲: “《水浒》是首史诗，而《红楼梦》是抒情诗……是单抒个人的感情! ”［3］他一直坚持将《红楼梦》当作小说来研究，发掘其美学价值。因此，李长之《红楼梦》研究所作出的努力可谓是红学从史学研究到文学批评的转变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从更深一层说，自王国维较早做出用西方文艺理论来阐释《红楼梦》为《红楼梦》开拓研究视野提供了新途径。李长之延续王国维的研究传统，在指出王国维生搬硬套的弊病之后，进一步回归作品本身，以浪漫主义精神资源进行观照获得新解。李长之从浪漫主义角度挖掘出《红楼梦》中的诗性元素，展现《红楼梦》在文学史、文化史上的独特魅力。尽管李长之在浪漫主义相关理念的把握和运用上尚有欠缺之处，但他毕竟打开了“解其中味”的大门，让后来者能够继续沿着这条研究之路走得更远，去深入理解那“满纸荒唐言”的真正价值，真正去理解作者曹雪芹实为可与歌德、卢梭、普希金等人齐名的“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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