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凤姐做下“白昼宣淫”的欲女名声的确有点冤枉，这和当时性事发生的条件有关。私密性也是性成本的重要一面。比如在80年代的中国，房间就是房间，住房面积的紧凑不允许过细的分工，“卧室”、“客厅”的概念还是很稀罕的，在那种老式六层楼中，所谓“厅”也就是房间之间的连接，空间很小，丝毫不具备待客功能，客人来访，大喇喇地坐在床边是很自然的事。新型住房空间的功能有了明确划分，作为公开活动区的起居室更强化了卧室的隐秘，主卧室内的盥洗室彻底避免了“出门舀水”的尴尬。卧室的专门功能使它的色情意味增强了，“房”越完善，“房事”似乎应该越甜蜜。广告时常暗示人们，充满情趣的居家布置更能激发夫妻情爱，有一则床上用品的广告语是“有你更恋家”，听起来很可笑，指望一床丝绒被就能拴住男人心的想法不比凤姐更加幼稚?
然而回到性成本这个问题上，这种逻辑果然幼稚么?假定相对稳定的空间是性关系持续发展的前提，那么空间成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性选择，也就是说，用一辈子的积蓄买一处住房的人没有条件支付第二次婚姻，的事的男人为了温暖的热炕头留下来的事每天都在发生。
不幸的是，与此同时，制约性关系的其他成本正在大幅度下降，新的通讯理念让人们在网络上结识千千万万陌生人;旧情人、老同学一个电话就可以相聚;为短暂性交提供的临时空间非常容易获得，各种消费标准的都有，据说在学院周边，已经出现很多专门供穷学生短暂欢爱的“小时房”……现代社会在性方面对人的诱惑，早已远远超过创世纪时代那个惹祸的苹果。在《性与理性》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察，很多社会的道德标准倾向于减少最好是消除婚外性行为，但婚外性减少的根本前提是婚姻成本低以及成立和解除婚姻容易，婚姻也就成为一纸性交契约，这无疑又会侵犯道德习惯中另一个重要指标。事实是婚姻再也无法统摄人们的性实践，它所做的，只是像凤姐那样，殚精竭虑杀灭它能看到的，假装它没有看到的都没有发生。福柯写作《性史》，挑战的正是这种奇特的现代迷思，即人们愿意相信合理的性事只能发生在父母的卧室里，却无法解释为什么中产阶级道德倡扬的美好家庭伦理总是与各种形态的谎言相辅相成。 今天的我们仍在面对这个尴尬的难局，或许所能所做的，只是观察，尽量少炮制任何形式的圣言与谎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