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老师把困境写了出来，通过胡蝶这样一个被符号化的，好像是问题的一个女性给呈现出来了。这是贾老师给予一个人的一个特别大的尊重，她试图敞开她的内心，关注她的内心，看到那样一个世界，同时把那样一个世界鲜活化，平等化。这是今天了解乡土文学应该学习的。同时也使得我们摆脱100年关于乡土文学的叙述：沉默的风景。我们不想再把它作为一个沉默的风景，怎么让沉默的风景具有一个人的活动的空间和人的活动的可能，这是特别大的挑战。
——梁鸿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
贾平凹是一个杰出的作家。确实他的创作力非常旺盛，让我们惊异、让我们欣喜、让我们感佩。
他写完《废都》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批判，各种各样的争议。我本人在那个时候进入到批评界，我曾经跟贾先生探讨过这个问题，1990年代初，知识分子是处在失衡的状态，文化有一个断档，文化处在衔接转型时期，那个时候要重新出场，重新获得一种社会表达的方式，批判性的话是出场的唯一形式，因为可以表达历史主体地位，表达道德的一种高地，一种思想的锐利和道德的优越性。这个是重新出场的戏剧的形式。从承受者来说，很委屈，但是从历史来说，也要你能够担当此任，能够承受得起这么大的一个社会的一种批判也好，反思也好，讨论也好，争议也好。所以我觉得贾平凹是为1990年代知识分子出场这一序幕的拉开提供了一个舞台。《废都》在那个时候提供了一个舞台，同时也汇集了那个时候纠结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书写文学史的时候会感佩贾平凹先生在文学上那么大的创造力，能够给历史提供一些东西，提供非常厚重的东西。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他是可以拉开这么一种距离去看看自己和历史的关系的。
在《废都》之后，我们会看到，贾平凹先生又有《秦腔》，中间还有《高老庄》等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