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嫡传弟子
他从没离开学术
黄宝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我这两年没有见到过季老，两三年前见到他的时候，虽然他住院时间比较长，但状况还不错。按照我们的想法，他活过100岁应该不成问题。他昨天离世，我感到很突然。
我是在1960年成为他的学生的。当时，北大在解放后首次开梵文、巴利文班。两位老师是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五年从头教到尾，没有别的老师替。当时，他们俩教得很认真，而且他们当时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季老告诉我们，只要好好学，就能学会梵文，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应该说，我们这一班学生是最幸运的。
我觉得，季老一生始终把做学问放在最重要的地位。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埋头做学问，他刻苦努力的劲头一以贯之地持续了几十年。从求学时代，到北大工作的时代都是如此。改革开放以后，他的名气大了，社会活动多了，但是，他始终坚持写文章。写作是他生命的支撑点，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没有变过。即使各种事务缠绕，他也一直钟情于学术。
季老曾经翻译过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剩下的一部《摩诃婆罗多》篇幅比《罗摩衍那》大得多，我们是集体翻译，由我来主持的。季老对此事十分关注，他叮嘱我需要注意的问题，要保证翻译质量。
2 学界纪念
他具有反思精神
孙郁：鲁迅博物馆馆长
季羡林先生有几件事让我特别感动。首先，我觉得他是特别有眼光的人。比如，胡适还没有受到公正评价的时候，他对胡适就有自己的看法。大陆有人开始研究胡适的时候，他写过一些关于胡适的文章。他去台湾后，写过一篇《站在胡适之先生的墓前》，他公开为胡适辩护。早在上世纪40年代，他就和胡适有过接触。而且他清楚地知道胡适的价值，他的那本书出版的时候，因为收入了这篇文章，出版社还承受了不小的压力。
其次，他具有反思精神。当初巴金提出要建立文革博物馆，但建立不起来。他写《牛棚杂忆》，把文革中的北大活生生地写出来了，说了一些知识分子的良心话。他没有回避中国最悲剧性的一面。
还有一点让我感动的是他的胸襟。张中行先生“冒”出来以后，在读者里面很受推崇。后来，季先生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是“超人，至人，中国知识分子的骄傲”，他说中国有三个作家的文章一看就看得出是谁，一个是鲁迅，一个是沈从文，还有一个是张中行。
当时，张中行名气不大，属于寒士，在底层保持了一个知识分子的风骨。季羡林先生对他的这种立场表示敬意。坦率说，季羡林先生的散文写得很好，但是不如汪曾祺和张中行那么精致。他知道这一点，他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地方，他是完全推崇，愿意把这些好东西推介给大家。
他晚年承担了社会责任，因此受到一些人的批评。要做事，就必须妥协，和各方面打交道。但是，他是一个有底线的人。我觉得，像这样在民国期间培养，融合中西的文化老人越来越少了。他们的存在，使我们的文化传统没有中断，被单一的文化理念所统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