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谈佛论道

2020-07-26季羡林

季羡林:谈佛论道

  季羡林对佛教是如何理解的呢?来看看关于季羡林先生的谈佛论道。

  我对世界上的任何宗教,只要认真地用科学方法加以探讨,则会发现它的教义与仪规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都有其产生根源,都是人制造成的,都是破绽百出,自相矛盾的,有的简直是非常可笑的。因此,研究越深入,则信仰越淡薄。如果一个研究者竟然相信一种宗教,这件事情本身就说明,他的研究不实事求是,不够深入,自欺欺人。

  从整个世界自古至今文化发展的情况来看,一个文化,不管在某一时期内发展得多么辉煌灿烂,如果故步自封,抱残守缺,又没有外来的新成分注入,结果必然会销声匿迹,成为夏天夜空中的流星。

  佛教几乎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各个方面,给它增添了新的活力,促其发展,助其成长。

  佛教在中国的发展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课题,公元前传入中国以后,经历了试探、适应、发展、改变、渗透、融合许许多多阶段,最终成为中国文化、中国思想的一部分。

  我缺少慧根,毕生同佛教研究打交道,却不能成为真正的佛教信徒。但是,我对佛教的最基本教义万有无常却异常信服。我认为,这真正抓住了宇宙万有的根本规律,是谁也否定不掉的。

  总起来看,小的宗教,比如“会道门”一类,是容易消灭的。成为燎原之势的大宗教则几乎无法消灭。即使消灭,也必然有其他替代品。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现在在印度它实际上几乎不存在了。

  有的人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宗教不是悲观主义的;但是,像佛教这样彻底的悲观,还是绝无仅有的。我认为,这种说法是很有见地的。

  佛教梵语基本上是梵文但又掺杂了不少古代方言的文字。在小乘向大乘过渡的期间,或者在我称之为“原始大乘佛教”的期间,许多佛典都是用这种文字写成的。有的佛典原来是用纯粹方言写成的,随着“梵文的复兴”以及一些别的原因,佛典文字方言成分逐渐减少,而梵文成分则逐渐增多,于是就形成了所谓“佛教梵语”。

  我是尝试着通过语言现象来探寻一部经典的产生的时代和地区。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这是行之有效的办法,而且是证据确凿的,别人想否定也是不可能的。印度古代的众多方言,即云方言,必然具有地域性,而且这地域性表现得十分明显,阿育王在印度许多地方竖立的石碑和石柱,上面的铭文明确无误地指明了方言的地域性,是最有价值的参照资料。

  原始佛教不允许比丘们使用梵文来学习佛教教义,它也没有规定哪一种语言作为标准语言;它允许比丘们用自己的方言来学习佛所说的话。

  据我们现在的推测,佛典形成的过程大概应该是这样的:佛陀本人不会有什么着作,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他却不可能没有一些常说的话,佛典里面有关十二因缘的那一段经文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当时没有书籍,学习经典都是师傅口授,弟子口学。最初口授口学的一定就是佛陀经常所说的一些话;因为这些话一听再听,一传再传,就比较牢固地印在徒弟们的记忆里,时间一长,就形成了佛典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随着时代的推移,一代一代的师傅和徒弟逐渐增添上一些新的东西,到了编纂写定的时候,已经是一部比较大的书了。

  既然佛陀本人,以及佛教初期那些大师都是东部人,说的是东部的话,最初这一部佛典,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原始佛典,也就应该是用东部方言写成的。

  一部用东部方言,更具体一点说,就是用古代半摩揭陀语写成的佛典曾经存在过。这就是所谓原始佛典。后来佛教其它宗派的经典,巴利文佛典也包括在内,都是或多或少地从这一部佛典里演变出来的;最古的那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翻译过来的。

  提婆达多在律的方面提出了五法,与释迦牟尼针锋相对。在教义方面,反对轮回,也是针锋相对。这两个方面大概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释迦牟尼和提婆达多逝世后一千二三百年,在印度竟然到处都还有不食乳酪的提婆达多的信徒。提婆达多派显然在佛教发展史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与释迦牟尼的正统力量相对立。如果说释迦牟尼派是佛教发展主潮的话,那么提婆达多派就是一股潜流。

  “浮屠”这名称从印度译过来以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内所以没有“佛”字,就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外书。“佛”这名词在那时候还只限于由吐火罗文译过来的经典中。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

  中国僧人或者居士前此往西域求法者,颇亦有人。但是他们多半只到了西域而止。在法显真正亲临天竺者,实如凤毛麟角。在这样的情况下,到了晋末宋初,就掀起了一个西行求法的运动。中国僧人西行求法者,或意在搜寻经典,或旨在从天竺高僧受学,或欲睹圣迹,作亡身之誓,或想寻求名师来华。

  我在这里专谈一谈《法显传》对印度的影响。众所周知,印度古代缺少真正的史籍,这一点马克思曾指出来过。因此,研究印度古代历史,必须乞灵于外国的一些着作,其中尤以中国古代典籍最为重要,而在这些典籍中,古代僧人的游记更为突出。僧人游记数量极多,而繁简不同,时代先后不同。《法显传》是最古的和最全的之一,一向被认为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南海寄归内法传》鼎足而三。研究印度古代史的学者,包括印度学者在内,都视之为瑰宝。有一位着名的印度史学家曾写信说:“如果没有法显、玄奘和马欢的着作,重建印度历史是不可能的。”

  顿悟较之渐悟大大有利,要渐悟,就得有时间,还要耗费精力,这当然会同物质发生矛盾,影响生产力的发展。顿悟用的时间少,甚至可以不用时间和精力。只要一旦顿悟,洞见真如本性,即可立地成佛。人人皆有佛性,连十恶不赦的一阐提也都有佛性,甚至其他生物都有佛性。这样一来,满足宗教信仰的需要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就一扫而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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