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作品: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

2018-07-20季羡林

  引导语:季羡林写了一篇,《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里面写的是季羡林关于对论文写作的观点,如何写好论文,写好一篇文章,季羡林在文章中都有提到自己的看法和做法,对众多学子很有益处,下面让我们读一下这篇文章,学习季羡林的写作方法。

 假如我再上一次大学

  季羡林

  如果想让我谈一谈在上大学期间我收获最大的是什么,那是并不困难的。在德国学习期间有两件事情是我毕生难忘的,这两件事都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联。

  我想有必要在这里先谈一谈德国的与博士论文有关的制度。当我在德国学习的时候,德国并没有规定学习的年限。只要你有钱,你可以无限期地学习下去。德国有一个词儿是别的国家没有的,这就是“永恒的大学生”。德国大学没有空洞的“毕业”这个概念。只有博士论文写成,口试通过,拿到博士学位,这才算是毕了业。

  写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形式上简单而实则极严格的过程,一切决定于教授。在德国大学里,学术问题是教授说了算。德国大学没有入学考试。只要高中毕业,就可以进入任何大学。德国学生往往是先入几个大学,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自己认为某个大学、某个教授,对自己最适合,于是才安定下来。在一个大学,从某一位教授学习。先听教授的课,后参加他的研讨班。最后教授认为你“孺子可教”,才会给你一个博士论文题目。再经过几年的努力,搜集资料,写出论文提纲,经教授过目。论文写成的年限没有规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长则漫无限制。拿到题目,十年八年写不出论文,也不是稀见的事。所有这一切都决定于教授,院长、校长无权过问。写论文,他们强调一个“新”字,没有新见解,就不必写文章。见解不论大小,唯新是图。论文题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只有这样,学术才能“日日新”,才能有进步。否则满篇陈言,东抄西抄,饾饤拼凑,尽是冷饭,虽洋洋数十甚至数百万言,除了浪费纸张、浪费读者的精力以外,还能有什么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论文题目的过程,基本上也是这样。我拿到了一个有关佛教混合梵语的题目,用了三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写成卡片,又到处搜寻有关图书,翻阅书籍和杂志,大约看了总有一百多种书刊。然后整理资料,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写出提纲,最后写成文章。

  我个人心里琢磨:怎样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儿呢?我觉得,那几千张卡片,虽然抄写时好像蜜蜂采蜜,极为辛苦;然而却是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文采,或者无法表现文采。于是我想在论文一开始就写上一篇“导言”,这既能炫学,又能表现文采,真是一举两得的绝妙主意。我照此办理。费了很长的时间,写成一篇相当长的“导言”。我自我感觉良好,心里美滋滋的,认为教授一定会大为欣赏,说不定还会夸上几句哩。我先把“导言”送给教授看,回家做着美妙的梦。我等呀,等呀,终于等到教授要见我,我怀着走上领奖台的心情,见到了教授。然而却使我大吃一惊。教授在我的“导言”前画上了一个前括号,在最后画上了一个后括号,笑着对我说:“这篇导言统统不要!你这里面全是华而不实的空话,一点新东西也没有!别人要攻击你,到处都是暴露点,一点防御也没有!”对我来说,这真如晴天霹雳,打得我一时说不上话来。但是,经过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觉到,教授这一棍打得好,我毕生受用不尽。

  第二件事情是,论文完成以后,口试接着通过,学位拿到了手。论文需要从头到尾认真核对,不但要核对从卡片上抄入论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对所有引用过的书籍、报刊和杂志。要知道,在三年以内,我从大学图书馆,甚至从柏林的普鲁士图书馆,借过大量的书籍和报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当时就感到十分烦腻。现在再在短期内,把这样多的书籍重新借上一遍,心里要多腻味就多腻味。然而老师的教导不能不遵行,只有硬着头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论文中引用的大量出处重新核对一遍,不让它发生任何一点错误。

  后来我发现,德国学者写好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在读校样的时候,都是用这种办法来一一仔细核对。一个研究室里的人,往往都参加看校样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样,也可以协议分工。他们是以集体的力量,来保证不出错误。这个法子看起来极笨,然而除此以外,还能有“聪明的”办法吗?德国书中的错误之少,是举世闻名的。有的极为复杂的书竟能一个错误都没有,连标点符号都包括在里面。读过校样的人都知道,能做到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国人为什么能做到呢?他们并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们比别人高出一头的诀窍就在于他们的“笨”。我想改几句中国古书上的话:德国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观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情况则颇有不同。在这里有几种情况。中国学者博闻强记,世所艳称。背诵的本领更令人吃惊。过去有人能背诵四书五经,据说还能倒背。写文章时,用不着去查书,顺手写出,即成文章。但是记忆力会时不时出点问题的。中国近代一些大学者的著作,若加以细致核对,也往往有引书出错的情况。这是出上乘的错。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图省事,抄别人的文章时,也不去核对,于是写出的文章经不起核对。这是责任心不强,学术良心不够的表现。还有更坏的就是胡抄一气。只要书籍文章能够印出,哪管它什么读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顾。我国的书评工作又远远跟不上。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往往“为贤者讳”,怕得罪人,一声不吭。在我们当前的学术界,这种情况能说是稀少吗?我希望我们的学术界能痛改这种极端恶劣的作风。

  我上了9年大学,在德国学习时,我自己认为收获最大的就是以上两点。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卑之无甚高论。我不去争辩。我现在年届耄耋,如果年轻的学人不弃老朽,问我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讲,我就讲这两点。

  1991年5月5月写于北京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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