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之死采访实录

2018-07-20老舍

  对于老舍先生的死去,人们至今都没办法释怀,心中无比的悲痛,他的离去是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欢迎阅读小编整理的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希望能够帮到大家进一步了解作家老舍先生。

  今年是我国现代著名文学家老舍先生的百年诞辰。自1966年8月24日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至今,已有33年了,但“老舍之死”的话题至今没有结束。因为这已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悲剧,而且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悲剧命运的缩影。本文作者傅光明先生从1993年下半年起,断断续续地采访了许多作家、学者、1996年8月23日“红色风暴”中北京文联批斗老舍的现场见证人及老舍的家人,以从中获取值得思考的资料,结集为《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并将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出版。现先节录一部分发表,以飨读者,并以此纪念老舍先生。

  老舍夫人:老舍出事后,周总理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老舍出事的前一天,他问我:“今天是红卫兵学生们‘帮助’我们文联搞斗批改,你看我参加不参加?”我说:“没有通知你就不参加。”“‘文化大革命’是触及每个人灵魂的一场大革命,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无言以对。于是他就去了,谁知一到那里,“造反派”和“红卫兵”们不由分说,一边扭过老舍双臂让他做“喷气式”“请罪”,一边对他拳脚相加。老舍分辨说:“我不是反革命,我写的作品都是歌颂新社会和中国共产党的。”造反派们马上讥笑地反问他:“你歌颂共产党为什么共产党不要你入党呀?”

  提起入党的事,老舍更痛苦。那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梅兰芳、程砚秋等艺术家们相继入党,老舍也写了入党申请报告。报告最后送到周总理手里,周总理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老舍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们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你看呢?”周总理说话从不强加于人,不发号施令,老舍对周总理的话完全理解,他也十分尊重周总理,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所以,当周总理听说老舍出事后,当着他身边的工作人员的面,跺着脚说:“把老舍先生弄到这步田地,叫我怎么向国际上交代啊!”

  那天老舍被打得皮开肉绽之后,已经站不起来,有人怕当场被打死,就把他拖到附近一个派出所。几个红卫兵听说他是“反革命”,马上又进屋你踢一脚,他踹几下。

  我知道消息已经是晚上了,忙奔到那个小派出所,在门口等了许久,才让我进旁边的小屋。一进门就见到老舍满脸是血地躺在地上,眼睛紧紧闭着。我走到他跟前,俯下身,拉着他的手,把他轻轻扶坐起来。这时,他两手才紧紧地抓着我的手,久久没有松开。我俩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当时,找不到车辆,我也背不动他,就在北京街上找了好久,才找到一辆平板人力三轮车,我求人家:“请您行个好吧,我们有一位年岁大的老头受了伤,请您把他送回家去。”那位同志被我说心动了,送我俩回了家。

  回家后,老舍不吃不喝,光坐着发愣。我用棉花轻轻帮他擦去脸上、身上的血,帮他换上衣裳,让他躺下休息,在那百思不解的恐怖中度过了一个难眠的黑夜。

  第二天,老舍仍然没有吃东西,我知道他的脾气倔,就对他说:“今天我俩都不出去吧!”他瞪了我一眼,道:“为什么不出去呢?我们真是反革命、特务?不敢见群众了?”在我行将离家时,他又一次两手紧紧抓住我的手,凝视我好久。我预感到可能要发生什么意外,可是在那叫天不灵、叫地不应的日子里,又有啥办法呢?

  听说我离家不久,老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拿上一本《毛主席诗词》就出去了。走到院里,他见4岁的小孙女在那里玩,还把小孙女叫到面前,拉着孩子的小手说:“跟爷爷说再见。”天真的孩子哪里知道这是和爷爷的永别?还真地说了“爷爷再见”并向她爷爷摇了摇手。

  老舍出门后,就一直往北走,走到太平湖(此湖今已不存,改建成地铁停车场)边,坐在那里读起了《毛主席诗词》。整整读了一天,天黑以后,他头朝下、脚朝上投进了那一汪平静的湖水。

  我中午回家时,小孙女只告诉我“爷爷出去了”。到晚上他还没有回来,我慌了,到处找,结果都没有他的影儿。一直找到第二天下午,才有人告诉我,太平湖有一个老头儿投水死了,好像是老舍。我急忙奔上公共汽车,找到湖边,见到他已被人捞上来,平放在地上。他嘴、鼻皆流着血,上身穿白汁衫,下身穿蓝裤子,脚上的黑色干层底鞋子,白色的袜子等都干干净净。可见那是他把头埋进水中之后,自己用双手硬性扒住湖崖石头淹死的,那本他带出去的《毛主席诗词》还漂在水里没有沉下去。

  我见到老舍躺在地上,不知怎么是好。看湖的人提醒说:“给他的单位打个电话,怎么说也得把尸体尽快处理掉!”我就找到附近一家单位,给北京市文联挂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回告我先等着,马上有车来。我一直等到天黑,才来了一辆卡车。他们抬上老舍遗体,我也爬上车,守在他身边。车开到八宝山,天已漆黑。去的人告诉我,他是“反革命分子”,火化后就不保留骨灰了。当时遗体还没有火化,他们就叫我回去。我只好向卡车上投去最后的一瞥,从八宝山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挪。那真是昏天黑地的日子,也不知走了多久,回到东城我家里时已是清晨5点多钏了。这时我家里屋外到处贴满了大字报,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院子里,心里想着:“我还活不活呢?”这时使我想不到的是,“进驻”我家的一批北京市六十四中的高三学生却悄悄安慰我说:“你去做点吃的,你不能也不明不白地去死啊!如果那样,以后有许多事就没人说得清了。”在那个岁月里,这两句平平常常的话却给了我莫大的安慰和活下去的勇气。学生们还告诉我:“你的电话也不要拆,如果有别的造反派再来你家,你就拔这个电话号码,我们马上就来。”他们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写有电话号码的小纸条。当时我真有点不敢相信,后来才知道是周总理说服了一批学生来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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