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老舍与自我东方主义
自我东方主义是德里克(Arif Dirlik)对萨义德东方学的进一步发展。它是指欧洲东方主义的认知和方法在二十世纪已经成为了东方“自我形象的构成”和身份认同的依据。或者说是指 “东方文化身份的作家，以西方想象自己的方式来想象自己、创造自己，从自己与西方文化的不同或者差异里去肯定自我和确认自我，在跨文化传播中进行‘自我再现’，而这种‘自我再现’往往与西方论述东方的刻板印象，或固定形象，也就是形象学所说的‘套话’发生吻合，形成了与西方口味相同的‘共谋’关系”⑥。
老舍曾说过他的写作目的是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而且他强调“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⑦。虽然与 “五四”文化精英对西方文化的单纯膜拜有所不同，老舍也有意识地批判了欧洲文化的弊端，但从基本思想上，或者说小说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不同之处”的立足点看，《二马》没有摆脱“五四”时期那种东西方比较的思维。在小说中，英国是一个近代的工商社会，重法理;而中国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重礼俗人情。从形象学的角度看，这其实是一种简单的平行比较，而这种比较从根本上讲还是重复着欧洲东方学的“套话”。早期欧洲东方学往往将中西文化做简单比较，这对“五四”中国知识分子也有影响，让中国知识分子以欧洲的思维方式来认识传统：即从社会进化论的原则出发，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中国要发展就必须用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东方主义。老舍深受“五四”文化影响，而留学又在欧洲文化中心的伦敦，处于那种东方学深厚的伦敦大学，他不可能不受东方主义渗透影响，写作中的那种自我东方主义倾向是完全不自觉的。小说中老舍对英国文化的赞赏表露无遗，老舍塑造的小马等新人很大程度上就是按照英国人的标准来塑造的。关于李子荣这个人物,老舍说：“那时在国外读书的,身处异域,自然极爱祖国;再加上看着外国国民如何对国家的事尽职责,也自然使自己想做个好国民，好像一个中国人能像英国人那样做国民便是最高理想了。”⑧可见，老舍在某种程度上是以欧洲东方学的方式来想象和建构民族文化身份的。
总之，欧洲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对老舍的认知结构等形成制约，让老舍形成某种“自我东方主义”的思维方式，而老舍在小说创作中受这种思维方式影响而不自觉。这种矛盾思想使老舍一直在东方主义和自我东方主义之间做痛苦的斗争，这在老舍后来的创作，诸如《猫城记》等作品中有突出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