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 1924 年秋赴英国时，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名作家，那时他已27 岁，连一名文学青年都算不上。一年后，一部令人捧腹的《老张的哲学》使他蜚声中国文坛，之后他又连续推出《赵子曰》、《二马》，到 1929 年秋回国时，老舍已是三部畅销长篇小说的作者，未来的文学事业由此奠定。
英国成就了作为作家的老舍。然而，英国留给老舍的，却是深深的寂寞。贫寒的家境，名义上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而实质上廉价“打工仔”的身份，决定了这种寂寞。正是这种寂寞，促使老舍以写作自娱，玩起看家绝活——幽默，从而催生出作家的老舍，也锁定了老舍看英国的眼光。后来在《英国人》一文中，老舍对英国人的臭毛病，诸如排外、傲慢、偏见、保守作了犀利的调侃和抨击，明眼人从中却可以读出苦涩和辛酸，老舍看英国的眼光中显然多了些什么，也少了些什么。这种压抑之情在老舍旅英时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二马》中得到总释放。从艺术上看，这是一部失败之作，正如老舍自我评价的那样 ：“《二马》除了在文字上是没有多大的成功的。它缺乏文艺的伟大与永久性，至好也不过是一种还不讨厌的报章文学而已。对于英国人，我连半个有人性的也没有写出来。”显然，这次失败与老舍与英国社会的隔膜有极大关系。
追究起来，老舍与英国的隔膜，更有深层的心理原因。众所周知，老舍的父亲舒永寿死于洋鬼子之手 ：1900 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舒永寿作为满洲八旗“正红旗”的一名下级旗兵在保卫皇城的巷战中牺牲，当时老舍尚在襁褓中。洋鬼子的罪恶通过母亲的反复讲述嵌进老舍的童年记忆，老舍后来说：“在我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杀父之仇对老舍一生影响至深，潜在地制约着他对西方文明的看法。